宜兴被称之为教授之乡，很多教授都出自于宜兴，南大教授周三多也来自于宜兴，读到此人才真正了解周三多教授之人。爱人如己，作为他家的牌匾挂于墙上，其实他早已经把这四个字深深的藏于心，还在常年的工作中付出行动。很多学生都深深体会到了他的思想力，并为此而感动。
《师道无言》——这是周三多教授80岁诞辰那年，30多名博士生为他出的一本回忆录。在这里，每一位学生的讲述都带着崇敬与温度，传递着这位师者的品格魅力。
沉稳而温和，淡泊而豁达，这是83岁的周三多给人的第一感觉。
先生说，回顾过去自己为社会做了三件有益的事：一是主持创建了南京大学商学院；二是主持了全国MBA考试制度的改革，促进了中国MBA教育的大发展；三是主持撰写了两本管理学优秀教材，在我国重建了管理学的理论体系。
在他云淡风轻的讲述背后，我们能清晰地感触先生爱人如己的柔软、潜心学问的坚韧、勇于破冰的锐气。
爱人如己
人的一生可能始终离不开梦想，有梦想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力量。师者何以为师？示以美好，授以希望。
走进周三多教授位于南京的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厅堂上方挂着的大幅匾额——“爱人如己”。
初遇，先生正在与南京大学的校领导通电话，大意是希望从自己的私人账户中拿出50万元，为南京大学的退休困难教师设立一个助老基金。“冠名？不用了。 一个人的钱够用就行，有一些离退休教职工把整个一生都献给了南大，现在遇到生病等特殊困难，真的非常需要帮助……”先生说。
每个人当自己还不会梦想时，早就被父母、爷爷、奶奶、一切爱你的人赋予“梦想”了。爱就是希望之所在。
1933年11月7日，周三多出生于宜兴县城一户书香门第的家庭。彼时，国难当头，山河破碎。新生命的到来为这个家庭增添了希望。周三多的祖父是个穷困潦倒的末代秀才，他给孙子取名——“三多”。此名源于《庄子•天地》篇，意指只要态度正确，多富、多子、多寿都是可以要的。然而，周三多8岁祖父去世、10岁父亲去世，他的童年饱尝了颠沛流离、家破人亡的凄苦。但周三多说自己还是幸运的，母亲坚持让他读完了初中。母亲的坚持、恩师的教诲，在年幼的周三多心中播下了爱的种子，更为他日后的翱翔创造了无限可能。
上世纪90年代，周三多与夫人回到少时的母校，听说仍有困难学生为学费而愁，当场决定在宜兴市第一中学（即现在的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设立云帆奖学金，每年拿出3万元帮助故乡的寒门学子完成学业。在他的感染下，他的很多学生、友人也纷纷加入慈善事业。江苏宜安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蒋东良有感于这位家乡故交的善举，设立了1280万元的宜安梦公益基金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帮困助学、社会组织培育、为老服务等公益慈善活动。
事实上，“爱人如己”的匾额不仅悬于厅堂，更常挂在周三多的心中。学生曹元坤因为错过了面试，周三多特意单独为其组织面试。当曹元坤提出到恩师家拜访的请求，他只是淡淡地说：“没有必要，今后我们会经常在一起的。”
大专学历的裴平担任高校财会干部班的班主任时，有些老师看不起他，但周三多却时时鼓励他，相信他能讲好课。裴平在国家教委组织的出国人员英语水平测试中夺得了第一名，还被公派赴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裴平出国的三年中，周三多不仅常常寄信慰问，每个春节还去看望他的父母。裴平说，是周三多老师的激励，一路支撑着他顺利从大专生成长为博士生导师……在《师道无言》回忆录，这样的激励与帮助太多太多。
芬芳的桃李，既得益于周三多的学术修养，更在于他爱人如己的宽广胸怀。
零起步跨越
管理，可能是当今世界含义最丰富的词汇之一。现代社会几乎时时事事都在经历着管理，周三多认识管理的力量是从部队开始的。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三天后，解放军就到了宜兴。在革命大潮的裹挟中，刚刚初中毕业的周三多毅然参军。1952年全国开始工业化建设，他被抽调到长春第一汽车厂筹备处，短期学习后，又被送往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学习。以初中文化读大学课程，困难可想而知，但想到这是国家的需要，周三多十分刻苦，课余时间全泡在图书馆，寒暑假也不例外。大学毕业后的周三多当过教师、读过研究生、下过农村、到过工厂，每一段人生历程都不断丰富着他的管理知识。
1980年，南京大学接受省委组织部举办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的委托。有着管理实践与理论的周三多成为培训班班主任的第一人选。
彼时的周三多已经47岁，在常州客车厂任设计科长。改革开放的春风，焕发着每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振兴中华的热情。他决绝地放弃了仕途，选择南大的任命，也拉开了南京大学商学院从无到有的序幕。
周三多初到南大办省委经济管理干部培训班时，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师资样样没有，全靠自己琢磨、编排，并一个个去拜访、邀请合适的老师。一个学期下来，培训班取得了不俗的成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
1988年5月，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后改名为南京大学商学院）正式成立，由周三多任院长。创立之初，最艰难的就是师资队伍建设。周三多苦苦思索，和许多年轻教师彻夜长谈，终于理顺了建院的思路：南京大学商学院要发展，就要有求贤若渴、三顾茅庐的精神，到全国各地去搜罗有潜力的青年学子，不拘一格，引进人才；要指导青年教师从商学院发展大局出发，根据个人专长和兴趣确定自己的专业方向，做到每人头顶一方天。
北大的陆正飞教授现在是我国知名的会计和财务管理专家。当陆正飞还在求学时，周三多就看上了他。为了请他到南大发展会计学科，周三多前后三次踏进位于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第五宿舍楼332房间。考虑到陆正飞对南京不了解，周三多还特地邀请他于1988年春节前夕去南京大学作为期三天的校园访问。细心的周三多得知陆正飞刚刚领了结婚证，还精心准备一本粉红色封面的相册，并在扉页上题写了祝福语，让他真正感受到这所大学良好的人际关系。
坚韧的精神，同样支撑着周三多成功著写优秀的管理学教材。
1987年夏，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近10个年头，全国著名高校的管理学者集聚长白山下，讨论中国管理教育的发展和重建管理学理论体系问题。
会场上，两种观点交锋：一种认为，既然我国走市场经济道路，只要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管理学教材直接拿来翻译应用就行。周三多认为：管理学不能简单地“拿来主义”，必须在学习研究国外管理学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重建管理学理论体系。他的观点得到在场很多学者的赞同。彼时的中国还没有一本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学教材，复旦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刘子馨恳切约稿，周三多毅然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为了撰写这部教材，周三多的足迹踏遍了全国各地，深入调研各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小型乡镇企业，前往美国、德国、日本著名企业考察，历时5年之久。1993年底，由周三多主持编著的《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为300多所高校采用，并获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 2000年，教育部又指定周三多为21世纪系列教材编写一本《管理学》，2011年的累计发行量已超300万册。直至今日，这两本教材的年销量依然始终保持在50万册左右。不止一位教授说：“我是读了周教授的书，被带进管理学殿堂的。”
1984－1994年，这是周三多为管理学全身心奉献的十年。那十年里，他深爱的妻子患上了早老性痴呆症，他的内心饱受煎熬。
打破“围堰”
历史就像滚滚东去的大江，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但在河道的狭窄处，一道围堰就可能挡住去路，形成平静的堰塞湖。这时，只要有人在围堰上掘开一条小小的缝隙，整个围堰就将瞬间崩溃，万顷碧波又将回到江河的轨道。周三多，就是那个打破“围堰”的人之一。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国民经济迅猛发展，199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批准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9所院校试点创办MBA教育，全国招生人数只有81人，1994年全国招生总量只有1400余人。与此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大量企业家都迫切希望得到系统的管理学习。
1994年10月26日，全国MBA教育指导委员会成立，各试点院校管理教育专家会聚湖南大学，探讨中国的MBA教育出路。大家一致肯定，发展MBA教育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对试点现状却都不满，出路究竟在何方？会上，耿直的周三多直抒己见：问题出在招生制度上。
当时，MBA没有全国统一的招生制度，由各试点院校参照一般硕士生入学考试办法招生。这样的制度根本不适合MBA教育的特点。MBA是培养已有一定管理实践经验的企业管理干部，属于专业硕士。发展中国的MBA教育，必须从改革入学考试制度入手，突破现有的框框，学习美国MBA的GMAT入学考试方法，改为一门综合考试加面试。这一段在当时看来几近“激进”的发言，却得到与会专家的共鸣。最后，大会决定，成立MBA入学考试研究小组，由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五所大学的专家组成，由周三多任组长。彼时的周三多隐约感到这是一个十分困难但意义深远的使命。但他暗暗决心要用自己的全部智慧、能力和声誉来试一试。
1995年3月，周三多带领的MBA入学考试研究小组向MBA招生工作会议递交了MBA入学考试改革草案及模拟试卷样题，却受到了北大等许多学校同行的批评。周三多并不气馁，转而建议扩大MBA研究小组的成员，邀请全国26所院校都派教师参与。
1995年7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全国工商管理教育指导委员会及全国MBA试点院校院长联席会议，周三多作了《MBA考试改革方案的报告》。经过激烈讨论，与会代表对改革方案给予充分肯定，并一致同意将此考试方案命名为GRK，并作出决议：建议国家教委1997年MBA招生时采用此考试改革方案。当年9月，26所试点院校刚入学的MBA新生进行了模拟测试；11月，考试研究专家对测试所得数据作了考情分析。结果表明，这份GRK考试改革方案不仅在理论上是科学的，在实践中也是可行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995年11月，在教育部高教司召开的MBA招生工作会议上，周三多又作了《中国MBA入学考试改革综合研究报告》。会议确定MBA考试改革方案是成功的，并确定1997年MBA招生采用新考试方案，定名为MBA联考。
从1997年实行MBA联考后，中国MBA教育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新时期。
至此，中国MBA教育的“围堰”被真正打开。2011年，全国有MBA的院校已增至236所，每年录取规模已达3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