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宜兴人:世界经济发展的“探索者”——记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经济学教授朱邦宁

【引  言】

他,靠着一颗执着的求学心,自学成才,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颗璀璨之星。

他,始终致力于培养中国经济学人才,认为教师的人生价值,能在学生身上以乘数效应得到体现。

他,研究经济学有股不竭的战斗力,提出的经济观点频频引发社会关注。

他就是朱邦宁,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教授。

朱邦宁很有个性,属于那种让人过目不忘、能留下深刻印象的类型。不仅是因为那宽阔的额头、长长的美髯,还由于那诙谐的谈吐、优雅的气质。

秋日,笔者前往北京采访朱邦宁,走进了他在经济学领域的探索历程。

 

与命运打一场“硬仗”——从初中毕业的木工到经济学研究生

朱邦宁祖籍宜兴,1954年国庆那天出生在上海市,6岁前一直生活在上海。

1960年,朱邦宁因父亲工作调动,全家搬到了南京居住。儿时的朱邦宁聪颖好学,课余时间除做好自己的功课外,还经常翻看比他大两岁的哥哥朱邦造(现中国驻西班牙兼驻安道尔特命全权大使)的课本,每次遇到不懂的问题就主动请教哥哥。因此,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为了探他的“底”,老师经常单独为他出题,对其进行摸底测试。但由于“文革”时期教育中断,1970年朱邦宁初中毕业后,便无缘高中。此后,他被分配进入南京市一家工厂做木工。

朱邦宁并不甘于这辈子就当一名木工,他的心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知道,必须与命运打一场“硬仗”。每天一回到家,他就把自己埋进书本里。他不以为累,反倒觉得心里宁静而踏实。为此,他时常忘记吃饭和睡觉。朱邦宁有一种天赋,对数字基本过目不忘,他对数学尤感兴趣,为了能找到数学参考书,他经常跑图书馆,或是把饭钱节省下来买书。对知识始终充满饥渴的朱邦宁,还自学完中学的所有化学教材。

命运就像河流一样,并非风平浪静。

1975年初的一天早晨,朱邦宁仍像平时一样骑自行车回家,脑海盘旋着各种各样的数据,突然,“嘭”的一声,他被侧面而来的一辆公共汽车撞倒,刹那间,他感到天昏地暗,自己的身体飘了起来……因为这场车祸引起了脑震荡,医生要他休养半年,不得用脑。躺在病床上的朱邦宁哪里肯让自学的脚步停下来,他觉得这场车祸正是老天赐给他的学习机会,不用上班,不抓紧时间学习更待何时?他把脑震荡的事丢到了脑后,照常拿起书本,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时间赛跑……他相信,总有一天,知识会发挥真正的价值。

自学勤读伴着朱邦宁走过了好几个春秋。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成为该校77级政治理论师资班的一名学生。

进入大学后,朱邦宁如鱼得水。每次上课,他总是坐在最前面,认真地记着笔记;每天夜晚,同学们都休息后,他则挑灯夜读……他觉得,命运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理想的大门。逆境中自动生发的努力,使得朱邦宁脱颖而出,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中央党校的首届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4年底研究生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在参与工作期间,他仍没放松学习,进一步自学英语等学科,两年后他又考上公派留学,成为中央党校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公派赴美留学人员,前往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进修一年。

致力于培养中国经济学人才——“我在课上端给你们的是一杯浓茶”

学经济学的,为官、从商,都会是不错的选择,展现在朱邦宁面前的是一片锦绣前程。

但研究生毕业后的朱邦宁,他既没为官,也没从商,而是选择留校任教,做一名教师。

有人不理解,朱邦宁给出的解释是:经济学是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对于国家而言,无论在哪一个阶段都不能忽视,这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自己能从事这门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很有意义。

1988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的朱邦宁,就像一个刚得到驾驶执照的人,急切地想将自己学到的东西告诉那些正在“学开车”的人。他决心要为培养中国经济学人才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了把课讲得更精彩,他认真备课,不厌其烦;他不论手头的工作有多忙,只要有学生找他,他都非常耐心地解答问题;不少外地学生慕名来找他,只要在学业上能对他们有所帮助,他总是倾囊相授……

朱邦宁讲课的最大特点就是内容非常充实,逻辑性强,而且大部分是国内学生以前很少接触到的。尤其是他把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一起进行研究等方面的内容,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

朱邦宁希望他的学生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方面的训练能够基本不逊于外国的研究生。对于有些学生认为讲课内容难度过大的抱怨,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希望我在课上端给你们的是一杯浓茶,你们回去兑上些水后还能品出它的香味;如果我现在就端给你一杯味道很淡的茶,那我实际上是在浪费你们的时间。”对于那些肯在课后多花功夫的学生来说,他的“茶”确实是“味道好极了”!

在教学与科研生涯中,朱邦宁积累了很好的社会资源,有不少人劝他转行,可都被他一一拒绝了,他觉得自己最适合的还是当一名教师。他认为,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教师的人生价值,能够在他无数学生身上以乘数效应得到体现。他说:“这个时代会造就许多不同类型的成功者,我无论去经商还是为官,这个社会只会增加一个商人或官员。但我选择了教书这个职业,我相信可以用我的智慧、用我的学识、用我的人格品行,影响一代一代的学生,学生里很可能会有一百个成功的老板、商人,很可能会有一百个好的官员。这就是我感到非常欣慰的事。这样,人生价值不是加倍地放大了吗!”

数十载的风雨岁月,朱邦宁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和国际战略研究所里呕心沥血、勤奋耕耘,可谓后学辈出,桃李满天下。如今,在国家各级机关、在经济运行和研究机构、在世界一些跨国公司等,都有他的学生。

朱邦宁对自己教书职业的选择,不仅无怨无悔,而且非常满意。

他在学术战场上拼搏不息——经济学研究是他的生命意义

有人问朱邦宁,活着为了什么?他的回答是:授知识、做研究。

因此,在朱邦宁孩子的脑海里,父亲的形象只有两种:一个是站在三尺讲台上认真授课,另一个是伏案写作。

这些年来,只要是世界经济领域发生的一些重要问题,朱邦宁都做过研究。

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全球经济。朱邦宁立刻用敏锐的嗅觉察知,这场危机看似对全球经济有影响,其实对我国经济来说,是为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经济的差距创造了条件。为了让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经济发展服务,朱邦宁立刻投入到这一经济现象的研究。他经常带着面包等干粮,呆在办公室里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为保证研究内容的准确性,经得起全国、全世界的人去推敲,他经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着……不久后,他所作的《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看我国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文,立刻被我国多个有影响力的媒体刊登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朱邦宁常说,要完全驾驭经济情况,决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在了解本国经济情况的同时,还要熟知全球经济。

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危机愈演愈烈,并演变成席卷欧元区多国的欧债危机。朱邦宁立刻对欧债危机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他觉得,欧元的出现给欧元区各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共同的利益将各国凝聚在一起,如果危机能使各成员国朝着进一步一体化的方向奋力前行,则欧元区将最终走出困境,欧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重要一极的地位也将继续保持下去。他将这些观点总结发表了《欧债危机与欧元的命运》一文,此文一发表,立刻被《新华文摘》等全文转载,产生了较大影响。

2013年3月,朱邦宁在国内相关经济研讨会上提出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基本上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点,现在,这一观点已被我国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多次用到。

数十年来,妻子最熟悉的情景是,朱邦宁的床头总是放着几张纸和一支笔,有时他晚上睡在床上也在想经济问题,想起什么就立即拧开台灯,爬起床记下来,生怕漏掉一丝灵感……

如今,朱邦宁已记不清自己有多少个日夜伏案写作,记不清自己已发表了多少篇经济论文,也记不清这些论文曾被多少家媒体刊登转载……虽然他已获得了那么多成就,但他的日程表上仍排得满满当当。

他始终自勉:“作为一名搞经济研究的人员,我只有一个宗旨——以经济学理论知识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

 

家乡情像血液流淌在体内——“要不,等我老了,就回宜兴吧”

虽出生在异地,但朱邦宁从心底里认定自己是宜兴人,他说,他的祖宅曾在宜城周王庙附近,是宜兴的水土养育了他的祖先,他流淌着的是宜兴人的血液,宜兴是他永远的故乡。

因此,每次填写履历表时,籍贯一栏,永远都是“宜兴”二字。一次,朱邦宁的履历表填写完上交后,籍贯被人改成了“无锡”,他郁闷起来,连忙找到“动手脚”的那个人,颇为生气地问道:“我是宜兴人,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为什么要把我的籍贯改成无锡?”那人一愣,说:“宜兴是无锡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填无锡岂不更好?”朱邦宁严肃地说:“我的故乡是在宜兴,只有填宜兴才能知道我是宜兴人,填其他的都不行!”

故乡是什么样的?故乡近年来的变化大不大?这些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他。近年来,即使再忙,朱邦宁还是尽可能抽时间回家乡看看。而笔者与朱邦宁见面之始,他就问:“你们是乘高铁过来的吧?宜兴通了高铁,以后我从北京回宜兴就更方便了。”在朱邦宁的书柜里,还摆放着不少《宜兴市志》之类来自家乡的书籍。喜欢收集数据信息的朱邦宁,还专门把家乡有关经济发展等方面的信息收集起来,他说,紫砂、生态等都是宜兴的“金字招牌”,在北京,很多人都知道宜兴,他为此感到非常自豪。在经济领域颇有研究的朱邦宁,希望家乡进一步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发挥好优势,整合好资源,把产业做强,把名誉做响。

“要不,等我老了,就回宜兴吧。”每逢夜深人静之时,思乡情绪萦绕脑海,此刻,朱邦宁凝望夜空,深情地说道。

【人物档案】

朱邦宁,1984年12月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留校从事教研工作。1987年至1988年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回国后,长期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任教。2000年7月后,在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任教授,曾任该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世界经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等。在科研方面,他曾参加多项重大课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国际经济学》《世界经济学》《入世后的中国经济》;近年主要论文有:《美国经济中的双高赤字及其前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状况及其趋势》等;主要译著有:《发展经济学》(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摄影:菁  菁 (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

来源:宜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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