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宜兴人:爱国是最坚定的信仰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瑞松

【引 言】

黄瑞松,飞航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始终站在中国导弹事业的第一线。在家乡记者面前,黄瑞松坦言:“我用我自己的努力,为固国安邦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这是我最自豪的事情。”

研究导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一个项目要做上十几、二十年。黄瑞松先后担任多种型号导弹的总设计师、总指挥,他的科研团队承担的最艰巨的项目,做了整整25年。作为一个航天人,必须有品尝苦果的忍耐力,黄瑞松见证了中国航天人的精神与情怀。他们不计名利,甘于奉献,“往往哭了几十回,才能笑上一回。”在导弹研制的艰辛道路上,何以能数十年如一日执著奋进?因为:爱国,是最坚定的信仰。

童年时日军刺刀下求学的经历,令他立志报效国防

黄瑞松第一次出访美国时,有一位美商向他挑衅:“台湾想独立有什么不好?”黄瑞松即刻反驳道:“如果夏威夷要独立,美国答应不答应?”爱国,这两个字是浸润黄瑞松一生的信仰。

“我用我自己的努力,为固国安邦尽了一份绵薄之力,这是我最自豪的事情。”黄瑞松用这一句话,作为自己事业历程的总结。

爱国,是黄瑞松最坚定的信仰,这样的信仰从年少时便开始萌发。

黄瑞松出生于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1938年。黄瑞松的童年,是在血与火交织的记忆中度过的。他的家在和桥西锄村,日军的碉堡就蹲踞在西锄小学操场上。耀武扬威的日本兵端着枪,在村子里无恶不作,黄瑞清至今记得,日军的刺刀在太阳下发出的白光,是这样的刺眼,令人憎恨!

太滆地区,是赫赫有名的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战士曾经寄宿在西锄村。黄瑞松家里,就曾住过新四军战士。他的父亲黄鸿法,因为掩护新四军而被日本人抓起来严刑拷打。这一切,让年幼的黄瑞松迅速成长起来。13岁时,他就想报名参军,自然是因年龄太小未能成行。读高中时,他又报名当飞行员,体检未通过。1956年8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军事学院)来宜招生,黄瑞松被录取,学习导弹控制专业。


在家乡母校举办讲座

航天人“往往哭了几十回,才能笑上一回”

“神七发射时,你看发射按钮按下去,所有人都紧张……”每当播报航天发射的新闻镜头切到发射控制室,黄瑞松特别有感触,因为他曾在那里见证过一个又一个重要时刻,理解发射前,人们既期待又紧张的感受。

1955年10月8日,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的钱学森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1956年,钱学森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是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正式设立导弹专业。黄瑞松学的就是导弹控制专业,并成为第一批中国导弹的“制造者”之一。

尽管有了世界顶级专家,仍然改变不了中国航天事业“一穷二白”的现状。在欧美国家严格的技术封锁下,连进口国外实验器材都备受制约。五年的大学本科学习期间,黄瑞松并没有看到过实体的导弹。想象、摸索、测算、分析,构成了中国第一代航天人的成长道路,黄瑞松是其中佼佼者。

参加工作后,更多的研究需要他到实验基地去,到生产车间去,了解第一手的信息,解决随时发生的问题。导弹基地建在荒山野岭中,那时出行都靠绿皮火车,车厢里到处都是人。黄瑞松随身携带了小马扎,上车后摊开坐下,下车收起来。

除了忙碌、疲劳,更大的挑战来自心理上的压力。“只做不说”,是航天人的基本准则。

18岁离开家乡之后,黄瑞松鲜少回家,父亲病重时,正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最关键的时段,他好不容易请到了三天假,回了一次家,而父亲临终之时,他都未能回家。

研究导弹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往往一个项目要做上十几、二十年。最艰巨的项目,做了整整25年。“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连基本的实验装备都没有。”所有的奖金考核都与最终的成果直接挂钩。“没有成果,可能家里连饭都吃不上。”很长时间,社会上有这样的说法:“做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以此形容国防科研工作者的清贫。

做了一辈子导弹,即使是现在,黄瑞松若再进导弹发射控制室仍然会紧张。他说,当发射按钮按下去的那个瞬间,无论他站在那个地方多少次,心脏似乎会跳到嗓子眼。因为这个按钮一旦按下去,成功了,他们将收获无数的拥抱和掌声;但是失败了,所有人都悄悄地退出去,最后偌大的控制室就剩下一个人。那意味着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辛苦劳作,就如同天上坠下的“导弹”一样,付诸东流。作为一个航天人,必须有品尝苦果的忍耐力。黄瑞松坦言:“往往哭了几十回,才能笑上一回。”


乡音乡情依旧浓

庆功会上,红衣白发的他满眼泪水

2003年,黄瑞松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庆六十周年,他参与研制的新型飞航导弹又一次通过天安门接受了检阅。2014年,黄瑞松在母校江苏省宜兴第一中学,做讲座时,一再向学弟学妹们强调:“要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这也是黄瑞松科学探索生涯中的箴言。

1999年10月1日,举世瞩目的国庆50周年阅兵式。新型导弹“强国弹”承载着航天人的自豪感驶过天安门,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强国弹”的研制要从1993年9月说起。

1993年9月25日,中国台湾试射成功最新导弹“雄风二号”,射程是105公里,某些台独分子公然以此挑战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一定要研制出一种新型导弹有力地回击“台独”分裂势力。这是当时航天人共同的夙愿。黄瑞松和他的团队接下了制造“强国弹”这个艰巨的任务。

宜兴广播电视台记者姚勇军告诉笔者,六年前,他曾在北京中核宾馆采访过黄瑞松。他无法忘记,当时黄总便是以一种低沉而严肃的声音,跟他讲起强国弹研发的种种往事,后来他在《黄瑞松:情系飞航的强国梦》一文里作了详细披露,其中的情节深深打动了家乡读者。此次黄瑞松回乡,再度接受家乡记者采访,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他依旧心潮澎湃。

那是1996-1997年间一段无法忘怀的经历,是用爱国激情点燃的岁月。

“强国弹”研发时间短、技术难度大,最大的压力来自于内在,整个团队上上下下憋着的那股不服输的气势……压力往往给盲点的产生制造空间。一次试验,三发弹在单元检查测试中都状态正常,但只要一封舱进行全弹测试就出问题。一个多月了,用尽各种办法,这个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黄瑞松急得满嘴起泡,吃饭都很困难。他一直怀疑问题可能就出在高度表上,但是承制单位坚称自己没有问题。他怎么也坐不住,带了高度表研制人员一起去试验场,把三发弹上的高度表取下来,通电观察,发现高度表的信号有抖动。拆开其中的一个高度表,才发现原来因焊接不当,关键信号屏蔽线的接地线已腐蚀断了。

发动机是导弹的“心脏”。之前所有的研究、试验使用的都是进口发动机。而此次,黄瑞松团队大胆启用国产发动机。可是,1996-1997年的一年内动力系统,试验一次接着一次失败。“再失败,大家的脸都要被发动机丢尽了。”这样的怨愤和无奈的情绪笼罩在整个团队的上空。

不断延长的试验期,层出不穷的问题,以及那遥遥无望的成功,不仅在体力上折磨着整个团队,更在精神上击垮着这个研究队伍。有人蒙上被子大哭,有人病倒在床上,负责发动机研制任务的研究所所长甚至写下了辞职书。

黄瑞松只能逐个房间奔走,安慰队员。在试验队全体人员大会上,黄瑞松举起胳膊:“来,我来带大家唱首歌!团结就是力量!……”在黄瑞松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声音,声音越来越大,整整三遍,歌声与哭声交织,所有人都泪流满面。黄瑞松说,其实当时他自己也很难过,但是身为型号总指挥,他不能垮。

歌声似乎让全体队员找回了当初的雄心壮志,仔细排查、认真分析。顽强与智慧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故障复现了,大家穷追不舍,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在黄瑞松看来,最让他不能容忍的是态度问题。发动机问题刚解决,又因电路问题导致一发弹失利。试验队被迫撤出靶场,进行全面质量整顿,他们甚至查出了舵机电机中以断了的钻头代替销钉的事件。黄瑞松对失败原因进行细致分析,发现很多问题是因为管理问题造成的,他震怒了,车间主任被免职,主要责任者停职培训。

“在质量问题上,必须小题大做。”大半年,黄瑞松深入到分系统的每个环节,掌握设计、生产第一线的信息。下半年靶试连续成功,年底即完成了定型飞行试验。庆功会上黄瑞松特意穿了一件红红的茄克衫,频频举杯。那天,人们看到高大魁梧、红衣白发的黄总,满脸喜悦,满眼泪水,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跑到外面去放鞭炮。

甘于清贫,无私奉献,报效祖国。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激励下,航天人用不到4年的时间完成了“强国弹”的研制。

在任务最艰巨的时候,他仍每周挤出25小时自学

黄瑞松为《宜兴日报》题词,写下这四句话:“不断学习、勇于实践、善于总结、勇往直前”。这也是黄瑞松本人的座右铭,是他对自己大半辈子科学生涯的总结。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黄瑞松先后担任多种海防导弹的主管设计师、主任设计师、副总设计师、总设计师,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的技术副院长,领导解决了若干重点型号的关键技术问题,在“九五”、“十五”国防科技发展研究中担任飞航导弹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这一系列头衔和荣誉的背后,是坚持不懈的付出。

黄瑞松说,飞航导弹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里面包含了许多专业,需要各个方面的专家级人才。作为总设计师,虽然不要求每一个专业都精通,但是必须得懂,所以他必须不断地学习。即使是在任务最艰巨的时候,黄瑞松仍然每周要挤出25个小时,用于自学。

飞航导弹作为航天家族中的成员,不仅科技含量高,而且新陈代谢很快,这就要求技术领导要有预见性和前瞻眼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黄瑞松就开始逐渐认识到仿真试验在导弹研制中的重要作用。时任总体部主任的他提出了建设飞航导弹仿真工程的方案。1983年,黄瑞松开始组织制定导弹仿真发展战略和工程具体实施。经过近20年的努力,三院初步建成了导弹一体化设计系统,并成功应用于我国第一代电视制导的空地导弹仿真试验中。

听取意见,参加辩论,也是黄瑞松非常享受的一种学习方式。他总说:“理不辩不明,我提出我的想法,你说你的意见。你说的有道理,按你的办,咱们先民主后集中。”对于技术讨论,试验方案的设计以及总结,他不喜欢最后一个发言。在讨论中跟大家争论地面红耳赤,在他看来这是很有收获的事。

已是76岁高龄的黄瑞松,已退居科研的第二线,他依然每天准点上下班。他说:“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和他们攻克技术难关,讨论学术问题,对我而言也是一种学习。”


参观家乡企业

心中有一片永远的芦苇荡

黄瑞松说话时,仍然夹着浓浓的宜兴味。和桥镇西锄村最偏僻处,他曾经住了十八年的老房子还在。黄瑞松说,他曾经认真地考虑过退休后,就带着老伴回西锄村养老。

每次到南方开会,黄瑞松都要抽时间回家看看。家乡的变化,总是让黄瑞松吃惊不已。

2006年,黄瑞松趁到南京开会之际,又回了一次宜兴。他没有跟任何人说,结果沿高速路到宜兴,愣是找不到去和桥的路,兜了一个小时的圈。这次回来,他发现家乡又变了,尤其是老家变了,老家后面一大片地里种上了猕猴桃。这让他看到了家乡更美好的未来。他兴致盎然地说:“发展高效农业,这句话,在家乡让我切切实实看到了。我们必须这么干。”

黄瑞松无法忘怀滆湖边的那一片美丽的芦苇荡。他走过那么多地方,故乡宜兴依然是最独特的地方。这几年,宜兴的巨大变化,让他对家乡有着更为绵长的眷恋,更为深远的期待……

【人物档案】

黄瑞松,1938年生于宜兴和桥。飞航导弹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航天三院副院长、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科技委主任,先后担任多种型号导弹的总设计师、总指挥。三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来源:宜兴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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