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吧——
一位相貌平平衣着朴素的小姐，独自静默在角落里。这是一次文学盛会，她的旁边是一位匈牙利作家，有些傲气地与她搭讪，“嗨，你也是来参加颁奖会的作家？”
“哦，是的。”小姐礼貌微笑，和颜悦色。
“你都写过些什么呢？”那作家问。
“哦，我写的东西很少，只是小说而已。”小姐显得谦虚谨慎。
“这可不行。一个伟大的作家是要什么都能写的。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三十几部小说、七八部散文集、无数的诗歌，我的诗集也将出版了。”小姐听完，很真诚地对那位作家说，“哦，祝贺你。”
“你说擅长写小说，那你写了多少部小说呢？”作家又问。
“只有一部而已。”小姐回答道。
“啊，才一部啊，看来你是非常荣幸了，要知道今天的颁奖会一般来说只请很有名的作家。你的小说叫什么名字？”作家追问道。
“《飘》。”小姐简短的回答令男作家愣了。原来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小姐是大名鼎鼎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她只写过一部小说，却正是今天晚上要颁发的唯一金奖《飘》。
玛格丽特·米切尔十年磨一剑的唯一作品，虚写战争，实写战争对人类心灵的影响。销售了近3000万册的《飘》，斩获普利策奖，还演化为惊艳的《乱世佳人》。
一本薄薄的书，走进了人心，走向了历史。
宜兴市作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作家）徐风先生写过一篇文《生命书》，刊登在《文学报》上。
单锷于宋嘉祐四年中了进士，却不愿入仕为官。他满眼洪灾的磨难，满怀整治太湖流域水患的豪情。一个行囊，一包干粮，一叶扁舟，一影孤身，绕茫茫三万六千顷太湖辗转了30多年；一沟一渠，一涧一壑，一河一浜，一堤一坝，均究其详，了然于心。他把西自长江伍堰，东至吴江入海比作人的身躯，伍堰是首，荆溪是咽喉，湖边百渎是心脏，震泽（太湖古称）是腹部，吴江是足。众发之水自头顶下来，沃其口，吴江筑岸缚其足，则咽塞腹满而气绝。
《吴中水利书》没能“获奖”，因为朝廷没正眼看。苏东坡时任杭州通判（知州副职，相当于特派员，有监察职权），极力上书推崇，写了《进单锷吴中水利书》，具疏代奏，伏候敕旨，依然未有下文。但《吴中水利书》并没有就此埋没，以手抄的形式代代流传。明、清两代治理太湖多有参照，江南治水的地方官案头也大多置有一本。
宋代的宜兴人单锷，倾其一生所写的《吴中水利书》，正是有了《生命书》这样的怀念，剪捻着灯芯，其烛照的光亮就几百年闪烁不灭了。相较玛格丽特·米切尔写书成功的砥砺人心，单锷写书成仁，更令人敬仰。
水患不去，人们心头的阴影就无从淡薄，单锷及其《吴中水利书》永远活在现实中。一辈子，一本书，或将不朽。去年初夏，笔者曾手捧那本竖式繁体《吴中水利书》，揪心肆虐洪水中抗争的父老乡亲。彼时，所有的灵感和文字，都被冲刷得凌乱苍白。
每一个孜孜不倦的书写者，都期待自己的心血之作富有生命力。然而，成功与成仁的写作，一般难以复制。将文学从融于生活的兴趣爱好层面再拔高，沉浸其间的形式估计是写，不断的写，写似乎成了硬道理。这个写，如果单单体现在数量的扩张，那是意义不大的。默默悟道和静静修炼，唯质量至上，才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给正规的报刊杂志投稿，往往石沉大海，正好充分说明还须刻苦钻研、勉力提升。笔者有亲历，《现代快报》的文学副刊“青石街”，走的是“平民路线”，投稿的几百上千号人几乎都是草根的写作者。编辑很敬业、很公正，编发了素不相知的投稿者的文章，还会打电话核实稿费地址的准确与否。面对此情此景，谁还敢滋生“怀才不遇”的臆想？
引发诸多共鸣的微信文《作家出书与刊物发稿》，很是戳中文人、准文人、文学爱好者的敏感穴位。名作家、编辑和读者的很多话语，鲜明而犀利，比如：千万别看谁出版了两三本书，就是作家了；自费书别出了，增加不了你的筹码……不过，觉醒归觉醒，呐喊归呐喊，“游戏规则”还是要“体制”说了算。至少，那些靠粗制滥造数量取胜的既得利益者，终是可以窃喜的，反正又不用重新作文考试、重新审核评判。太多无人问津的等身“著作”，诚然是浪费，充其量是自我陶醉的消遣与安慰而已。不排除一些人滥竽充数沽名钓誉，并得到了某种“实惠”，但他们毕竟离文学写作的成功先驱相去甚远，岂能诱人丹漆随梦？文学新人不该自觉或不自觉地跪下自己稚嫩矮小的灵魂，若邯郸学步，必得不偿失，何苦呢？（乡村懒人 太湖西岸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