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羽，是杰出的画家、艺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绘画奠基人之一，他是中国油画第一代垦荒者，被称为中国早期抽象画的一代宗师。享誉海内外的现代主义大师吴冠中、赵无极、朱德群等人，都出于吴大羽门墙。
吴大羽和他几位弟子之间的艺术传承关系，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尤其是吴大羽与吴冠中，他们都来自宜兴，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对此，吴大羽曾有过论述，他说：“师生之间是道义关系。”在他看来，传道是师者的首要职责，师生关系绝不是庸俗的利益关系、裙带关系，而是育化与被育化的关系。
这种论述，对于今天被广泛利益化的师生关系， 有强烈的指导意义。艺术市场专家，势象文化艺术机构创始人、董事长，吴大羽艺术基金会理事长李大钧，近日走进宜兴日报社，就“师生之间是道义关系——吴大羽与吴冠中”这一主题，举办文化讲座，阐述吴大羽与吴冠中的师生之道。
【核心提示】 吴冠中一次次深情追忆大羽师，说他是 “杭州艺专的旗帜，杭州艺专则是介绍西方艺术的旗帜，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吴大羽和吴冠中的师生情缘，要从杭州艺专说起。彼时，从法国留学归国的吴大羽，参与创建了杭州艺专，并担任首任西画系主任教授，他把现代艺术的主张和观点引入了中国美术教育中。作为艺术家，他是坚持艺术本体探索的中国现代主义绘画开拓者；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又是培养大师的大师。在教育中，吴大羽并没有把西方五花八门的现代绘画形式直接带到课堂上，而是“启迪学生的心灵，点亮学生的眼睛”（赵无极语），用发现的眼光去感受和观察世界，要求学生们去创造新的艺术语言，升华自己的人格，追求光明和美善。
1936年，吴冠中考入杭州艺专，当时的杭州艺专大师云集：林风眠、潘天寿、吴大羽、李超士、常书鸿……但在吴冠中心里，吴大羽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师者之一：“国立杭州艺专中，林风眠是校长，须掌舵，忙于校务，直接授课不多，西画教授主要有蔡威廉、方干民、李超士、法国画家克罗多(Kelodow)等等，而威望最高的则是吴大羽，他是杭州艺专的旗帜，杭州艺专则是介绍西方艺术的旗帜，在现代中国美术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吴大羽威望的建立基于两方面，一是他作品中强烈的个性及色彩之绚丽;二是他讲课的魅力。”
然而，卢沟桥的炮声将他们逐出伊甸园。杭州艺专于1937年冬迁往内地，后在昆明复课，尽管吴大羽也随之辗转来到昆明，但时任校长的滕固却没有续聘吴大羽。吴冠中、朱德群、闵希文等同学，多次来到吴大羽寓所，希望他回校任教，又反复奔走，积极向校方提议返聘，然而尽管吴大羽有回校之念，却没有得到聘书。待艺专转移到四川，新任校长吕凤子才接受他们的建议，可因为交通等重重阻隔，最终还是未能如师生之愿。
【核心提示】
吴冠中先生“像圣经似的永远随身带着这些墨迹（指吴大羽的书信），一直带到巴黎，又带回北京……”
尽管如此，吴大羽和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闵希文等学生依然保持着书信联系。吴冠中曾经提到，他“像圣经似的永远随身带着这些墨迹（指书信），一直带到巴黎，又带回北京……”后来，吴冠中到法国留学，在巴黎时依旧与吴大羽有着通信。回国后，每次经过上海，吴冠中必定会去当时寓居于此的吴大羽家中拜访。有一次，吴冠中返京没几天，就接到吴大羽来信：“你留沪之日太短，没给我言笑从容，积想未倾……”可谓师生情深。
然而，在“文革”中，吴冠中不得不把珍藏的那些书信亲手毁掉，因为他担心这些书信，会给“文革”中遭遇抄家、批判的大羽师带来更大的磨难。
“美在天上，有如云朵。落人心目，一经剪裁，著根成艺……”大羽师如诗般的义理之语，早已镌刻吴冠中的心里。李大钧在讲座中提到：“吴冠中曾经当着我的面，背诵吴大羽写给他的信，像‘美在天上，有如云朵’这样的信，他都能大段大段地背下来。当年，他不仅自己诵读，还带着他的学生读。”
所幸，吴大羽家里保留了这些书信的底稿，它们在“文革”中被抄没后又发回，历经磨难而幸存了下来。而在这些底稿中，我们可以发现，每一封寄给学生的信，吴大羽都是非常精心，认真推敲，反复修改，先用毛笔写，再用铅笔改，然后再用纸仔仔细细地重新誊写一份。信里，不仅满含激励，更像授课的讲义，理论的著作，把他对于艺术与人生的思考和盘托出，这些经典的论述长久地被学生们奉为艺术的圭臬。
他们的交流就是这样的，不是谈柴米油盐，不是在抱怨自己的生活，而是在谈论他们的艺术，他们的追求，是触及心灵的，是深刻的。这是艺术家的心灵的对话。
吴冠中一直把吴大羽当作灵魂和思想的导师。吴冠中曾说：“新旧之际无怨讼，唯真与伪为大敌”；“怀同样心愿者无别离”“鲁迅是这圈圈中的真人”，过去人们还以为是吴冠中说的，现在一看，其实是吴大羽写给吴冠中的信里说的。
此外，吴大羽说“一切艺术趋向于诗”，而吴冠中晚年也讲过，他现在不想画画了，想写诗。
吴大羽去世之后，尽管社会不能认知吴大羽的价值，但吴冠中到去世，一直在呼吁社会来了解吴大羽。吴冠中先后四次撰文纪念他的老师，呼吁研究“吴大羽现象”。吴冠中说： “吴大羽从技术到艺术，再到做人，从东方到西方再到东方，从有法至无法的艺术发展道路，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一个极为突出的十分丰富的现象。”
上世纪90年代，吴冠中的经济条件并不好，但是他还是动用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条件，来组织吴大羽第一次重大的研讨会。
【核心提示】
叛逆的师承、创新及求真，是两人艺术基因的传承。
除了书信，除了师生之谊，那么吴冠中和吴大羽的艺术生命又擦出了什么样的火花呢？李大钧在讲座中着重讲到了三点：叛徒、叛逆的师承，创新以及求真。
吴大羽作为一个教育家，反对学生因袭桎梏，反对学生模仿自己，强调“没有师承的师承，是最好的师承”。
吴大羽认为：“所谓创造，无非是以新的活力，突破陈腐的桎梏而已。”所以，他主张叛逆的师承。吴冠中接受了这种思想，他曾经在香港组织了一次学生作品展览，就叫作《叛逆的师承》。这话就是来自吴大羽。
很多画家的学生都主动追求绘画画得像老师的一样，有的老师也希望学生的画像自己的，比如齐白石的弟子，画得都和老师差不多，但是吴冠中的学生没有人敢画老师这样的画。学生只能模仿他的艺术精神、艺术感情、艺术思想，但绝不允许模仿老师的形式。
关于创新，吴大羽有很多论述，在他遗留下来的文稿中，“创造”一词多达一百处以上，成为贯穿文稿的关键词之一。他在一篇长达5000多字的长文《由陶渊明说到画家》中写道：“创造为上，不限于绘画。诚知新的不一定是好的，但它总是生的活的”；“创造为上，绘画人应当勤勉修炼其艺术，成为人类天才事业的一点一滴，不等待旁一件天才事业的驱役为足意”。
吴大羽是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鲜明地提出“创造为上”这一口号的艺术先行者，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创造大师。他有着精深的创造哲学，是一位创造的画家、创造的教育家和创造的诗人，他富有传奇的人生，也是创造的人生，因为创造而获得自由，大彻大悟，检省自知。
总结吴大羽的艺术生涯，他先后涉足漫画、雕塑（可惜没有留下作品）、油画、蜡彩、水彩、墨彩、书法等门类。以其最为代表的油画而言，亦集具象、表现、抽象、势象为一身。他不拘泥于某一艺术门类为己足，自由行走在艺术的世界，不断创新。
吴大羽是毕加索和马蒂斯的推崇者。但他推崇的是他们的创新精神，而不仅是他们的形式语言。早在杭州艺专时期，他就把毕加索搬上讲堂，并在给吴冠中、朱德群的信中，反复讲解毕加索。
他说：“早年旅外习画的日子里，已能接触到毕加索艺术风格的点滴。随着疏远学院教育上的束缚，能领略虔汲感觉的探索精神。实是如此，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着眼，艺术正应循着历史前进而创造新鲜。因为艺术有推动历史长流动力的任务。从真善美各个角度，衡量到整个真理的面貌时，不可缺少艺术居乎其中的新创。”
吴大羽留下的文稿中有大量 “势象、光色、韵调”等 “创造”性的词汇。吴大羽说，“我的绘画依据，是势象、光色、韵调三方面的结合。光色作为色彩来理解，作为形和声的连结是关系时空的连结”。“势象”的提出，是吴大羽对抽象艺术探索的重要标志。不幸的是，吴大羽的艺术见解，当时被批为“形式主义艺术”倾向，并成了1950年他被国立杭州艺专解聘的主要理由。
吴冠中，作为一个艺术上的创造大师、创新大师，也接受了吴大羽的这一思想。
吴大羽把真理看得比一切都重要。
吴大羽说：“把美善的愿望加诸人的活动是为政治真理。锻炼自己身心作出其贡献是为艺术真理”。“我自己尊重我自己认为的真理，比看重自己的生命更重要”。1940年12月5日，他在38岁生日的时候，写给他年幼的儿子寿崇宁一封短信：“可听百年之内之任何一日丧失吾人之生命，但不可有一时一刻松懈吾人信仰真理的虔诚。”
他用一生的坚守和超越，在长期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不苟且、不妥协、不怨讼，执着于艺术的追求。
李大钧在讲座中提出，中国抽象艺术之父，这个位置留给吴大羽，不是偶然的。吴大羽为中国画家守住最后的一点颜面。什么颜面呢？就是不拿艺术作为工具、商机。他作为艺术家，虽一生创造了大量作品，但并不以作品的功利为目的，拒绝艺术成为商品和工具。他的画不重材质、画种，重在表达，自在自语。所以小画常在方寸之间，而不签名、不落款、不题日期，画是无题画，诗常无题诗，追求的是纯粹的艺术。他追慕先贤严子陵、陶渊明，并自称“大宙弃子”“飞羽掠天”。他是纯粹的艺术家，是追求真理的艺术家。
而吴冠中也始终坚持求真的思想，具体表现为说真话，追求真理。吴冠中越到晚年，越迸发了一种力量，对媒体对社会说了大量惊世骇俗的言论，如“笔墨等于零”“解散画院”……
当然，不同的人对于这些言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吴冠中敢于用惊世骇俗的言论挑战世俗，说心中想说的话，这点就很了不起。这些勇气，极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从青年时代就接受了吴大羽的思想。
李大钧的一位朋友，曾在聊天中提到，宜兴话中有一个词，叫作 “戆头”，顾景舟是“戆头”，吴大羽同样也是这样的“戆头”。但正是这样的“戆头”精神，让他们获得了如此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