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镕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高分子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化学家，一位德高望重的师者楷模。 作为我国第一代高分子科学研究学者，他于荆棘中前行，义无反顾，只为尽忠报国。“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兢兢业业，既授业解惑，又以高尚的品德、渊博的学识、不懈进取的精神率先垂范。
但得垂暮无憾事，不负年华与初心，志士总是无悔于此生的奋斗。耄耋之年的程镕时院士因身体原因，已不能接受采访。《宜兴日报》经授权，有幸刊发他的自述文章，读此温润而谦逊的文字，更令人遥念程老，祝他身体安康，福寿绵长。
烽火乱世艰难求学
1932-1937年，我在家乡和桥镇的养初小学读了五年小学，接受了最初的启蒙教育。离开家乡八十余年，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对我来说，都是亲切的回忆。
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秋，我刚满10岁，正就读小学六年级。淞沪战役失利，日军即将进犯家乡，我们一家星夜逃亡，一路奔波到了湖南零陵。
不久，武汉会战又失利，日军逼近长沙，父亲所在的中央电瓷厂疏散到沅陵。恰逢长沙雅礼中学也疏散到沅陵，在失学近一年之后，我有幸于1938年9月进入这所著名的教会学校就读初中一年级。雅礼中学的教学水平非常高，尤其是英文教学，在全国堪称首屈一指。
1939年秋，日军飞机连续轰炸沅陵，主要目标即中央电瓷厂。几轮轰炸后，电瓷厂因损失惨重，不得已决定离开沅陵迁到四川宜宾，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雅礼中学，于1940年秋跟随父母亲迁往四川。
1940-1941年，我在重庆辗转求学，上过两所专门接收战区流亡学生的进修班。那一年，正是日军大轰炸最猖獗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上课的时候遇到轰炸，只好停课跑进防空洞。警报和轰炸的声音震耳欲聋，每次轰炸都传来死伤惨重的消息，令人悲愤不已。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断了学业，以致我既没有小学毕业文凭，也没有初中毕业文凭。我们家和大多数中国家庭一样，扶老携幼，流离失所，就是为了不做亡国奴。少年时流亡学生的经历，给我的一生打下了极深的烙印。
1941年夏，我考入重庆国立第十四中学高中部。该年秋，国立十四中与流亡到贵阳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互换校名，新学期开学起更名为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我们1941届高中生成为中大附中的第一批学生。全校师生在困苦的条件下紧张而刻苦地教学，老师、同学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共同撑过了艰辛的战时岁月。
1944年夏，我从中大附中高中毕业，终于取得平生第一个文凭，并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在拟赴昆明入学时，我又意外患上肺炎，住了一阵医院，病愈后又恰逢豫湘桂战役失利，日军进逼至贵州，家人不放心我远行，因此决定休学一年。1945年夏，考取金陵大学化学系。
金陵大学化学系的师资力量非常强，拥有李方训、戴安邦、裘家奎、李恕先等化学界知名教授，教学与科研的气氛也非常好。各位老师的卓越学识、治学态度和人格魅力，亦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令我们终生受益。
1949年7月，我从金陵大学毕业，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研究生。9月到北大入学，最难忘的一件大事是有幸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的画面，至今历历在目，倍感荣耀。
我在北大度过了五个学期，约两年半的时间，在著名生物化学家张龙翔教授指导下，顺利完成了从学生到科研工作者的身份转变。
自力更生共克难关
1952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部毕业，分配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当我离开北京到上海报到时，方知已被改派到我妻子卢国仪所在的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而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正在整体搬迁到东北。我和卢国仪欣然接受了组织的安排。
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化学家，诸如吴学周、柳大纲、梁树权、沈青囊、钱人元、张定钊、钟焕邦、余柏年等，都是各自领域的领袖人物。我到物化所报到后，结识了将于此后几十年合作的前辈和同事，加入了一支了不起的科研团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52年10月，上海物化所顺利迁至长春市。所里的领导征求了我的意见，决定让我跟随钱人元先生从事高分子物理、高分子物理化学领域的研究工作。
钱人元先生受命组建高分子物理化学小组，解决合成橡胶衍生的一系列技术问题，我与另外两位同事贺智端、秦汶一起，有幸成为创始成员，在钱先生领导下，经历了中国高分子物理化学研究事业的起步过程。
1954年6月，长春物理化学研究所和长春综合研究所正式合并，成立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建北京化学研究所，钱人元先生和柳大纲先生、梁树权先生等前辈调往北京，参与化学研究所的建设。长春应化所的物化小组留在长春，由我担任负责人，单独开展研究工作。
1956-1966年，我们小组继续对高分子物理、高分子物理化学的一系列应用和基础问题开展研究工作，其中较重要的工作有高聚物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的测定、高分子溶液性质的研究等。另外，我曾受命带领另一个小组从事聚脂反应动力学的研究达三年之久。我作为负责人，与同事一起开展工作，既取得过成绩，也无奈地走过弯路。
在这十年中，我们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的是合成橡胶分子量测定工作。自1952年物化所迁到长春，钱人元先生带领我们为配合合成橡胶需要而开展的高聚物分子量测定工作，技术逐步成熟。关于合成橡胶分子量分布、支化结构、加工性能和物理性质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为应化所开展的系列合成橡胶研制及工业化选型提供了服务和支持。
高分子溶液是与高聚物分子量测定密切相关的领域，早在钱人元先生主持长春小组工作时，我们即给予了充分重视，陆续开展高分子溶液性质、浓度依赖性的研究，其中特性粘数一点法的提出和应用、高聚物内聚能密度与沉淀点的分析等为较重要的进展，为随后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们长春高分子物化小组在钱人元先生领导下，在艰苦的环境里起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简陋的设备上完成了国家交付的任务，值得我们为之自豪。更让我自豪的是我们这个出色的团队，同事们个个才华横溢，团结协作，以饱满的热情拼命工作，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大家都能克服困难，加班加点，夜以继日，毫无怨言。现在每当想起当年朝夕相处、携手前进的情景，我的心情总是很激动。有这样勤勉敬业的同侪，我深以为傲！
毕生不忘师恩如海
回顾我这一生，从就读于金陵大学起，每一个阶段都得到众多前辈名师的关心和培养，尤其是戴安邦、张龙翔、钱人元三位恩师对我栽培尤甚。他们均为近代中国科学界的翘楚，生长于内忧外患的岁月，都曾负笈海外深造，在学成后回国服务，在科学和教育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们不仅始终保持了工作的热忱，也始终保持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三位恩师都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倾尽了心力，毫无保留地把平生所学传授给后代学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科学工作者。抚今追昔，我作为三位恩师的弟子，能够亲受教诲，实乃三生有幸。
1945年,我就读金陵大学化学系，幸运地投身戴安邦先生门下。戴先生是中国现代化学事业的开创人之一，学识渊博，宅心仁厚，对后辈关怀备至，又要求严格。1949年，我在戴先生指导下做毕业论文，为帮助我做实验，戴先生把美国带回尚未启用的高压锅拿来给我，用来蒸煮大豆，测试不同压力和时间对粘度的影响。完成毕业论文《大豆分散液之粘滞度》初稿后，戴先生花了很长时间审阅，一字一句斟酌修改，页面上写满了批注和改动，当我收到返还的文稿，看到戴先生密密麻麻的字迹，内心的感动难以言说。
1949年秋，在我赴北京大学就读研究生之前，戴安邦先生亲笔写了一封致曾昭抡先生的推荐信，请曾先生帮助我决定专业方向。曾先生是我国现代化学事业的领袖，却一点没有大人物的架子，待人非常和气。在征求我的志向后，安排我跟随张龙翔先生攻读生物化学，就这样，我成了张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同成立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
在北大两年半的时间里，张先生对我倾囊相授。我在张先生指导下，顺利完成了合成高级脂肪酸葡萄糖酯的初步工作。为帮助我进入状况，张龙翔先生把他历年积累的资料交给我补课，其中包括一本厚厚的实验记录本，这个记录本实际上是他的工作日志，内容包罗万象，极其丰富。
在张先生的严格训练下，我学会了从事科研工作的规范方法和态度，为将来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做好了准备，张先生严谨的治学之风是我一生中取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1952年到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工作后，我有幸成为钱人元先生的学生与助手，那一年钱先生年仅三十五岁，却已是一位学养深厚、见闻广博、在科学思想上显露雄才大略的青年学者。
从那时开始，直至2003年钱先生不幸去世，我在钱先生门下受教、合作长达五十一年。尽管我和钱先生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钱先生和我的交流一直以通信的形式延续。这些信件完整体现了钱先生的学术思想脉络，可谓字字珠玑，价值连城，每当展读这些信件，忆起与钱先生相识以来一同度过的五十一年岁月，内心总是百感交集。
钱人元先生是中国高分子物理、高分子物理化学事业的开拓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本人和我们应化所物化小组见证了在钱先生的领导下，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如何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发展起来。我们能够追随钱先生参与这一历程，倍感光荣。钱先生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不受常规束缚开创新领域的勇气、淡泊名利的风范对我们影响至深。
念兹在兹望故乡
1952年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后，我成为一个专职的科研工作者，此后的二十五年，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作为教育世家的后人，希望有机会从事教育工作。1978年，应化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在首批三十二名研究生中，我有幸指导了薄淑琴、毕新民两位同学。1983年到南京大学工作，转型成为教育工作者，在我的后半生能把恩师们做人做事的精神传授给后辈，总算是圆了早年的梦想。
我的家庭为家乡宜兴的教育世家，自民国初年至今百余年，从祖父开始，祖孙三代都曾致力于教育工作。
祖父程国钧，清末贡生，擅长诗文创作、国学研究，著述颇多，热心地方教育事业，曾担任峨山高等小学堂堂长，1920年担任由和桥乡绅创办的彭城中学校长，在任期间援引名师前来任教，培养了众多杰出毕业生。
父亲程淦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哲学科，毕业后回到家乡担任彭城中学教员，后接任校长。1937年抗战爆发，目睹山河沦陷，父亲和母亲任萱不得不携祖父母和我们兄弟离开家乡。虽然父亲在家乡任教的时间不足十年，却和他教过的学生建立了深厚情谊，一直到耄耋之年，都和当年的学生保持通信联系，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念兹在兹。
我在1937年10岁时离开家乡，如今只有幼时在养初小学就读时的依稀印象。在养初小学的五年启蒙教育对我非常重要，我在抗战期间四处流亡求学，间或失学，后来能够完成学业，在养初小学打下的基础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离开家乡后，因为距离太远及工作太忙，很难有机会回乡探访。我们一家都很关心家乡的建设，经常在报刊杂志收集家乡的信息。
如今，我也已是耄耋之年，看到家乡日新月异，才俊辈出，感到由衷的欣慰与兴奋。希望家乡的莘莘学子奋发努力，勤勉学习，忠实地做事，诚恳地对人，建设好家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贡献。（宜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