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宜兴人:持灯的尊者 ——访史学泰斗蒋赞初先生

【引  言】

87岁的史学泰斗蒋赞初先生,他的一生构成了一部厚重的人文大书。老先生的身上,自有宁静而深沉的大家气度,能化惊涛于止水;也有淡泊可爱的家常气息,有如江上之清风。

老先生很清瘦,走路缓慢而稳健。因为老家来了记者,他特意寻出一把紫砂壶,泡上宜兴红茶。这是宜兴农村人田间劳作喝茶时惯用的“田头壶”,上世纪70年代,他带队进行宜兴古窑址普查时,乡人所赠。

老先生的书斋题名“竹影蕉声”,里面没有一件文物残片,只有一些纪念品。他主持参与的考古挖掘难计其数,却从不收一件东西,包括残件,这是他的规矩。

他心脏不好,又有喉炎,采访时两度起身服药。他的助手送来《南京历史典故》厚厚的样稿,这项工作也是老先生近年一力倡导的项目之一。他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杰出贡献者,脚步从未停止。

蒋先生先后被授予“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江苏社科名家”“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等称号。他是人们公认的史学泰斗、文保专家。

江苏省文化厅副厅长、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先生给我们留下的形象是“一个温和敦厚、教益后辈的长者;一个知识渊博、博古通今的学者;一个保护文物、竭尽心力的智者;一个道德学问、身体力行的尊者”。

蒋先生在南京图书馆新馆“湮没的皇宫”展览现场

阳羡古城曾经给予他温暖的庇护——

“我就在文庙小学念书,每天都要走过周延儒的相国牌坊。”

“1945年以后,我在宜兴就没有家了,宜兴是我名副其实的故乡。”今年年初,蒋赞初先生收到宜兴日报社寄赠的《自家江山》等三本书,非常高兴,特意写信于我,对宜兴的许多古桥、牌坊一一问及,思乡之情跃然纸上。

“江南无二蒋,尽在九侯家。”蒋赞初先生的家族为宜兴望族蒋氏一脉。他的祖父是晚清时的优贡生,书画文史皆有造诣,迁居辽宁省安东(今丹东市),曾负责编修了凤城、铁岭等地的地方志。蒋赞初于1927年出生于此地,他的父亲是银行职员、母亲是东北的富家小姐。

“九一八事变”后,蒋赞初的父亲与祖母相继去世,1934年,他的祖父以腿残为由,获准举家南归,回到宜兴定居。次年,噩耗传来,他的外祖父因拒绝出任伪职,在东北被迫自杀身亡。

国难、家难系于一身,阳羡古城给了蒋赞初一家短暂而温暖的庇护,关于宜兴的民国往事,老先生和我缓缓地说了一个多小时。

“祖父在宜城西横街买了一座三进带院子的宅子,那就是我的家。我就在文庙小学念书,每天都要走过周延儒的相国牌坊。家人曾带我到储南强家去做客,他还请我们一家去游善卷洞,玩了一整天……”说起这些,老先生脸上浮现出顽童般满足欢喜的神情。

抗战爆发、宜兴沦陷后,小学尚未毕业的蒋赞初便随家人到乡下四处避难,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寄身于和桥西锄村的祠堂小屋里。

先是祖父辞世,接着母亲又患重病。乡村缺医少药,整个高中假期他都会跑到芳桥磨盘山一带采草药,即使是买瓶止咳药水,都要步行18里路。

1945年5月,蒋赞初母亲病逝。那时,他刚满18岁,即将从苏州高中(该校在抗战时迁至宜兴农村)毕业,参加高考,从此他在宜兴没有至亲,没有了家。

是年夏天,在校长劝导下,蒋赞初连夜步行百里,穿越敌伪“封锁线”,分别去浙江屯溪和淳安参加“东南战区”的两次高考。途中,他因为体弱掉队,被劫匪抢光了零用钱。在屯溪备考时,蒋赞初栖身于仓库的阁楼里,心力交瘁之际竟晕倒粪池边。当年,蒋赞初被一所医学院录取,因为无法筹到路费和学费,只能改入全公费的“苏浙皖区大学先修班”读预科。

1946年的夏天,蒋赞初以“先修班”第一名的成绩,为当时的中央大学(即南京大学的前身)地理系录取(第二年,他主动转入名师荟萃的历史系),享受甲等全公费待遇。正值学校从重庆迁回南京,开学晚了两个月,他回到宜兴芳桥,在阳山小学做了两个月的代课老师,每月工资一担三斗米,贴补上学费用。

蒋赞初先生的学生,美国纽约华美协进会美术馆馆长海蔚蓝,对恩师有这样的描述:“他淡泊致远、宠辱不惊的个性,总能化惊涛于止水,让一切颠沛都可以化成平静的港湾。”年少时的苦难并未改变蒋赞初基本的人生走向,相反他从中汲取了珍贵的财富,奠定了人生的精神底色。

 

考古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睡地铺、住窑洞是常事——

“他总是从江苏做起、从田野做起、从出土文物做起。”

老先生笑言:“我很幸运,年轻时刚参加考古,一下子挖到了南唐二陵(南唐先主李昪、中主李璟陵墓);60岁时最后一次带学生考古,挖到了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此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考古的惊与险,苦与难,被他视如闲庭信步一般。

1950年,蒋先生大学一毕业就到南京博物院工作,1957年调到南大历史系任教。1972年南大历史系设立考古学专业,其间,他先后任考古组组长、考古教研室主任等职,考古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睡地铺、住窑洞是常事。1986年9月,60岁的蒋先生带领南大83级考古班的15名学生前往徐州北洞山进行考古实习。

当时,北洞山的两座汉墓一直被认为是盗掘一空,价值不大。“二号墓”的盗掘洞,高约40厘米,宽约60厘米,据进去过的村民讲,洞里有条长达两丈多的下坡路,很滑很陡,周围全是碎石块,出入非常危险。这让蒋赞初想起1950年的10月,他也是通过这么小的盗洞,爬入南京江宁著名的南唐二陵去勘察的。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南京博物院首次进行的大规模发掘,也是蒋赞初毕生难忘的记忆——

当时,考古队员们就住在南京江宁芙蓉峰南麓山坳里的幽栖寺,就睡在铺着厚厚稻草的楼板上。每天一大早,他们穿过崎岖难行的山路前往墓地,要是下大雨,就在帐篷里一边躲雨,一边唱革命歌曲。也正是在那时,他结识了自己的终身伴侣——同为考古队员的北大毕业生、沈从文先生的弟子张彬。

南唐二陵的发掘震惊国内,1950年12月3日,刘伯承和陈毅等首长来到发掘现场,蒋赞初跟随其后,作详细讲解。因为长期在空气稀薄、异常阴冷的南唐墓室做记录工作,蒋赞初咳嗽不止,待考古结束上医院检查,才知道自己得了肺结核病。

蒋赞初参与南唐二陵的考古报告编写与核对长达两年之久,许多学术界的翘楚给予了直接教诲,令他终身难忘。严谨的学术作风,认真细致的苦干精神由此贯穿一生。

然而相较于南唐二陵,北洞山汉墓情形更为复杂!蒋赞初素喜身先士卒,他决定第一个进洞一探究竟,另一名青年教师打着电筒紧随其后。他们脚先头后,紧裹雨衣仰身而入,缓缓在洞中滑行,几分钟后便从高约一米多的盗洞跌入墓室,里面空气异常稀薄,非常潮湿,呼吸极为困难。他们在墓室内来回转了两遍,爬出洞外已是满身泥泞,疲惫不堪。极其罕见的大型汉墓布局,让蒋先生觉得这样的体力消耗非常值得。

大量珍贵文物随着艰苦发掘而相继出土,消息一旦泄露后果难测。蒋先生要求将所有珍贵文物存放到他的房间等待交接。置身于偏僻村野,这样的举动极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陪住一屋的学生卢海鸣借来一支打鸟的猎枪,以作壮胆之用。一个又一个不眠夜,守护着价值连城的文物,先生处变不惊,平静如水的气度,令人无法忘怀。

蒋先生一生著作等身,“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六朝考古与研究”是他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半个世纪以来他主持发掘或实地考察了上千座六朝遗址和墓葬。蒋赞初大学时的同窗,文博专家梁白泉先生这样评述他:“他总是从江苏做起、从田野做起、从出土文物做起,脚踏实地,无征不信,探索特点规律,从不放言高论,也无华丽的辞藻。”

蒋先生在山东薛城遗址指导考古

上世纪70年代他带队开展宜兴古窑址普查——

“我跟宜兴陶瓷有过四次亲密接触。”

因我是家乡来的记者,蒋老特意嘱咐助手带来了绘制于上世纪70年代宜兴古窑址地图——下面签有名字:“蒋赞初”。老先生笑说:“我跟宜兴陶瓷有过四次亲密接触。”

1949年秋,蒋赞初应蜀山中学任教的老同学之邀,前去代课。下午无课,他便天天去龙窑窑场,对整个生产状况作了详细调研。

“很有意思啦!当年焖窑时老师傅会吐口痰在窑身上,看痰迹风干的速度,判定大致窑温和出窑时间。”——老先生对宜兴陶瓷的诸种史料考证、风俗趣事,有着精准的记忆和独到的见解,娓娓道来,令人闻之入迷。

1951年,在南京博物院工作的蒋赞初,被派往宜兴了解了当时琉璃瓦行业的生产过程。1974年下半年,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委托南京博物院和南大历史系考古小组开展宜兴古窑址普查,南博的考古工作者邹厚本和蒋赞初共同担任领队。骆驼墩遗址、筱王古窑群、涧众古窑址、羊角山紫砂古窑址等许多重要的古窑址都是在他们为期近两年的普查中发现的。

“这100多处古窑址,我最后全部复查了一遍。”老先生淡然微笑。

1975年上半年到1977年之间,蒋先生多次前往宜兴陶瓷公司,为他主编的“宜兴陶瓷历史”专著作进一步调查研究。可惜,这本书稿因经费困难未能出版。

上述便是老先生对宜兴陶瓷的四次调查研究。听闻老先生介绍,1978年4月,江苏省宜兴陶瓷公司编撰的《宜兴陶瓷简史》(蒋先生也是该书稿的审稿者之一),只出了极少量的油印本。让他欣慰的是,他与别人合著的《中国陶瓷全集》之《宜兴紫砂》(图录)的日文版与中文版,得以正式出版。蒋先生还撰写过《关于宜兴陶瓷发展史中的几个问题》等多篇学术价值很高的论文。他带着谦逊和遗憾地说:“我对家乡的贡献太少了。”

蒋先生在鉴定汉代封泥

力保古城文化他和老友组建“三驾马车”专家小组——

“我能保多少是多少,总不能眼看着不说话。”

蒋赞初先生曾应历史学家吴晗之邀,写了一本《南京史话》,它影响了几代南京人的成长。他对江苏文物保护的深情、对南京名城的关爱,发自肺腑。

进入21世纪后,在城市化浪潮冲击下,全国的文物保护遇到了十分艰巨的时期,南京也是如此,古建筑、古河道、老街巷正在变得面目全非。蒋先生曾直言不讳地批评说:“最大的阻力是,这个时代,发展经济,就开始向老房子,向文物要地。”

忧心之际,他很快联合东南大学建筑系的潘谷西教授,南京博物院原院长、文博界资深专家梁白泉,组成了一个小集体——外界称之为南京文博界的“三驾马车”。

这三位老专家,均在江苏省暨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市规划委员会等机构担任社会职务。他们开展实地考察,撰写报告,以学者身份和地位,担当起保护南京古城文脉的角色。

“想要保护文物,阻挠的因素太多了,书斋的力量远没有推土机强大”,老先生感慨:“我能保多少是多少,总不能眼看着不说话。”南京图书馆负一楼陈列展览的六朝建康城遗址就是蒋赞初等专家竭尽努力的结果。

南京中华门以东、以西一带,是南京城内仅存的一片具有民族底蕴的老街区。从上世纪80年代起,蒋先生就一次次提议予以保护。进入21世纪,他先后两次与一些国内著名专家一起联名呼吁保护南京历史街区。

2005年,这一地区大规模的拆迁开始了,蒋先生听闻后,在著名作家叶兆言的陪同下,立刻赶赴门东、门西。看着一幢幢民族风格的建筑无可挽回地倒在推土机下,老先生的表情越来越凝重!

忧愤不已的蒋赞初一回到家,立即亲自起草了致南京市主要领导和国家文物局的信,这封信也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国家文物保护局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调查组,最后,有关部门不得不调整规划方案,采取“镶牙式”的保护方式,对有价值的民居予以保护。

不仅是南京城,江苏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都有老先生的身影。南大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也由他主持完成。老先生想做的事太多了。他笑说:“好几次想歇手不干了,看来还是停不了。”

这样一位可敬的史学大家,即使在耄耋之年,仍如一位执灯而行的尊者,引领着人们穿越于幽暗的时光隧道,寻找、解读、守护历史留下的文化密语。祈愿老先生健康长寿!

来源:宜兴日报   摄影:雨  沐(部分图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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