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沙祖康，前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也是中国第一位在联合国主管实质性事务的副秘书长。在四十多年的职业外交生涯中，他凭着那股与生俱来的“surprisinglyfrank（令人震惊的坦白）”和率真的风格，任侠而为，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位“铁齿铜牙”的“沙将军”，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传奇。
为什么沙祖康会如此与众不同？9月26日，在宜兴万达艾美酒店，前来参加全球幸福年会的沙祖康接受《宜兴日报》记者专访时娓娓道来。在他的回忆中，我们仿佛也来到了徐舍蒋坫那条清澈的小河旁，和当年那位少年一起下河抓鱼蟹，挑灯看“武侠”，聆听他口中铿锵而出的诸葛亮的《隆中对》，看着他赤着脚带着家乡泥土的芳香，带着宜兴这个千年陶都、教授之乡特有的才情和傲气，从蒋坫一路跑到了南京大学、外交部，又跑到了日内瓦，最后跑进了纽约联合国总部。
“我的脾气坏，那是全世界都出了名的，因为大凡宜兴人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犟，喜欢靠自己的本事吃饭，点头哈腰的少。”沙祖康的话语掷地有声，“陶器叫china，中国也叫China。说明外国人是通过宜兴的陶器而了解中国的。陶器更是宜兴的骄傲，已经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名片。而且宜兴也是全国著名的教授之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科技发展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宜兴人感到非常自豪。”
侠 之 初
少年时期的沙祖康，有着身为家中长子的坚韧与担当，同样也有着孩童心性的顽皮与捣蛋，极爱看书，尤其是武侠类书籍。在当年杨巷中学的史凤云和任康年两位老师眼中，他是一个聪明有天赋的好学生，但绝对不是一个乖学生。
上个世纪50年代，当时的蒋坫还只是江南水乡一个普通闭塞的小乡村。刚从上海迁来没几年的沙祖康一家，因为父亲腿有残疾，母亲又身体不好，在村民眼中“穷得不得了”。身为家中老大，还只有八九岁的沙祖康不得不挑起家中生活的重担。
每天天刚亮，沙祖康就要起床放鸭，到乡间的茅坑捞蛆当鸭食。沙祖康自己也曾说：“那时，我就一样农活没干过，就是罱河泥。因为当时我个子矮，力气小，干不了。”由于营养不良，刚上大学那一年，沙祖康身高和体重分别只有1.47米和37公斤。
每到雨天，村上的人都穿胶鞋，可因为家里穷买不起，沙祖康只能赤着脚去上课。不光下雨，有时为了省鞋，下雪天他也赤脚上学。
忙完农活、家务，沙祖康最大的乐趣就是看书，什么书都看，尤其爱看武侠类书籍。家里穷，沙祖康的母亲对家里少得可怜的煤油看得很紧，不许他晚上读书。可沙祖康哪忍得住，总是趁父母睡着后，偷偷点起油灯继续读。为了不让母亲发现，沙祖康每天都会偷偷往灯油里加点水。为此，他的母亲和卖煤油的小店老板曾大吵了一场，闹了个大笑话。
“杨巷中学有一位极优秀的语文老师叫任康年。他持学严谨，责任心强，平时喜欢穿布鞋，走路非常轻。当你在早读课专心致志看小说时，他会悄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伸手叫你把小说书交给他，恐怖啊！”说到这里，这位“沙将军”也不禁莞尔一笑。有一次，沙祖康又在看闲书，被任老师当场抓获，书被全部没收。在临放学前十五分钟的“班级教育”课上，书被放在讲台上，任老师指着一堆从沙祖康课桌里没收来的小说，严厉地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习，看乱七八糟的小说？”那天上午语文课教的是孔明的《隆中对》，要求全文背诵，第一节语文课任老师仅介绍了作者生平，正文还没教。“这是要背的，你会吗？你要是能背，这些书现在就全部还给你！”没想到任老师话音刚落，沙祖康就站了起来，说：“我会背。”全班同学为之震惊。沙祖康真从头背到了尾，然后得意洋洋走到讲台，把书都拿走了。“其实在我拿到新语文课本时，已把课本看了一遍，然后就记住了。”
在当年中国的8位部级大使中，两位来自宜兴，而且都出自于杨巷中学，他们就是沙祖康和查培新。这和当年该中学的英语老师史凤云密不可分，这位燕京大学的高材生，抗战时期还当过美国飞虎队的翻译。在沙祖康的口中他是“宜兴最优秀英语老师”。他在杨巷中学任教期间，对学生要求严格。还选出十几个同学组成英语兴趣小组，寒暑假每天抽出一两个小时给他们上课，这其中就有沙祖康。
1965年夏的一天，沙祖康一早就提了一个陶罐，装了几块南瓜，准备踏上改变自己一生的高考之路。好不容易进趟城，母亲还特意让他穿上为过年准备的新鞋。“我哪舍得穿，就拿两根稻草绳在腰里一围，把新鞋往里一别，就像带着两颗地雷一样。”然后赤着脚，一路走到了宜兴城里。
虽然只吃了几片南瓜，整个考试都是在饥饿中度过，可高考对沙祖康来说异常轻松。“语文考试时，一看作文题目，知道早就写过了，所以两个小时，我先呼呼睡了一个小时。”“考历史更没问题，几本历史书早就会背了，当时我已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的教材通读了一遍。”
考完英语回来后，沙祖康还对史凤云老师说：“今天我第一个！”“什么第一个？”“第一个交卷！”史老师一听就哭笑不得，“你傻呀，第一个交卷有什么用，要看成绩。”然后问沙祖康考得怎么样。“我把考卷从第一道题一直背到最后一道，只有一个没有把握。”
结果那年，沙祖康以平均76分的高分，考上了南京大学英语系。
侠 之 炼
虽然“金榜题名”，可当年的赤脚小子要跑出蒋坫这个偏僻小农村，远没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没有吴海清，这个沙祖康口中“一辈子的大恩人”，以及后来的宜兴老乡、时任南京大学英语系党支部书记的蒋克“老妈”，可能中国外交界真就没有了“沙将军”行侠仗义的外交传奇。
沙祖康考取大学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蒋坫。可这时的沙家却因为录取通知书上的数字愁云密布：13元5毛的伙食费，9元的书费，共计22.5元。这对当时的沙家来说犹如“天文数字”，这位大儿子如果上了大学，家中生活将更难维系。
沙祖康想到了当时的邮堂公社党委书记吴海清。“祖康来找我说，他考取了南京大学，可是他母亲不同意他去，因为家里实在没钱。”吴海清当时就说，“祖康是我们一个贫农家的一个孩子，是我们乡村目前唯一的一个大学生，我们应该尽一切的努力来帮助他。”
随后，吴海清破例违背当时的财务制度，从信用社借出了当时“无论如何都借不到”的30元长期无息贷款，又让大队也拿出30元钱，总共60元交到了沙家。他还写信给当时的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说明了沙家的实际困难。最终，南京大学发给了沙祖康最高等级的每个月15元的助学金。
沙祖康虽然顺利跨进了大学的校门，但除了助学金，家里无法为他承担任何费用，生活依然极为艰苦。隆冬时节，沙祖康还穿着单衣，床上只垫了一层薄薄的稻草垫子。有一次，同为宜兴人、时任南京大学英语系党支部书记的蒋克来检查宿舍，发现了这一情况，立刻给了沙祖康一件棉大衣，从此对这位来自宜兴的小老乡在生活上给予了更多的关怀。两人可以说是一见投缘。后来，沙祖康一直亲切地称呼蒋克为“老妈”，其夫人刘谨凤也是由蒋克介绍的。
1969年国庆节后，全校师生从南京步行到七十多公里外的溧阳分校劳动。当时蒋克已经在“文革”中被打倒，背着沉重包袱在队伍里走得非常吃力。沙祖康作为领队，默默地看在眼里，走到她面前，故作严肃地说道：“你这个走资派走得怎么这么慢！”然后一把把包拉过去背在了自己身上。
沙祖康在南大仅仅读了八个月的书，“文革”就开始了，各方面的教学濒于停止。沙祖康的内心告诉自己，大学停课肯定不是国家需要的，白天，他不得不应付“文革”，晚上则一个人躲到南大教学楼学习。那时候绝对不能看英文，聪明的他就念英文版的《毛选》，他还找来《北京周报》英文版，没有英语磁带，就听北京广播电台的英语节目。
1970年毕业前，和蒋克在南京珠江路上一次偶遇和长谈，使原本想要从军的沙祖康，毅然投身外交部。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差一点使中国外交界将来的这颗新星就此陨落。
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前，沙祖康当时到驻唐山某部接受再教育一年。“那个时候中央刚好需要一批高级政治口语翻译，要在我们108个人中选一批人出国留学，当时的国际环境、工作性质，对派出去的这些人的政治要求非常之高。”
部队当时派了两名解放军同志到蒋坫对沙祖康的家庭成分进行政治审查。“刚进村，他们也是两眼一抹黑，到处打听情况，刚好碰上了正在田里劳动的吴海清同志。卷着裤腿，一身地道的农民打扮，完全看不出是公社书记。”解放军同志就问他：“你认识沙祖康吗？听说他的祖父在上海是三青团成员？”吴海清一听，就说这个材料是假的，并告诉解放军，三青团是国民党的青年组织，最多30多岁就要退团，沙祖康的祖父如果1946年左右还是三青团骨干，已经50多岁了，怎么可能还是三青团成员呢。因为有了吴海清的及时澄清，沙祖康才顺利成为被选派前往英国留学的五人之一。
侠 之 道
在沙祖康的外交道路上，他“天不怕地不怕”，为了维护祖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他随时都敢“亮剑”。在事关中国主权和国家尊严的问题上，沙祖康不止一次地告诫美国代表，“只要你敢挑衅，我一定会把你打得趴下，不信你尽可试试。”他是一位真正的中国外交斗士，并带着他“农民外交家”特有的朴实与直爽进入了联合国，影响了全世界。
英国、斯里兰卡、印度……沙祖康的外交生涯从1971年正式开始，当时间线推进到1993年时，沙祖康迎来了他这辈子最重大的一次考验——“银河号”事件。虽然后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他的成名之战，但只有他自己清楚，当时所处的位置有多么煎熬。
“我想任何一个人，处在我这个位置上，都会感觉非常之‘窝囊’。”当时美国指控中国“银河号”货轮将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料运往伊朗，并公然违反国际法，派两艘军舰和数架舰载武装直升机，强行将我“银河号”货船围堵在公海上，国际舆论为之哗然，担心两个核大国因此打起来。时任中国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的沙祖康临危受命，以中国政府代表、中方检查组负责人的身份处理这次事件。“所有运往伊朗的货物，我都找到了货主，确认船上没有美方声称的两种可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的化学品。可他们不相信，非要说有。为避免对抗，中方同意‘被迫’接受检查。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的外交官，作何感想！能不觉得窝囊吗？”沙祖康背负众多“让中国遭到耻辱”的指责，最后用事实教训了美国，为中国赢得了清白。他还高调批评美国的霸权行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相关官员全部被解职。
有一次，沙祖康在非正式场合警告美国大使说：“在美国默许阿扁鼓吹台湾独立问题上，请别把我们逼急了。真把我们逼急了，即使美国把现役的十艘航母全派过来，也挡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后，美国人找到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李肇星交涉。李部长很机智，他说：“你们难道不知道沙祖康吗？他绰号叫‘沙将军’，他这个将军脾气，我们都拿他没办法，我们失控了。”沙祖康回忆道：“后来我见到李部长就说，李部长，这是我参加外交工作以来，对外表态最好的一次，以后我收拾美国人，他们抗议，你就说失控了。”
2001年，中国和“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单独关税区”（简称中国台北）先后加入世贸组织。其实，2001年，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后阶段的谈判中，沙祖康遇到一个棘手问题：根据在日内瓦谈判时达成的协议，中国早于中国台北一天加入世贸组织。因谈判时双方的疏忽，当时未考虑到日内瓦与多哈的时差，后来发现，到了多哈宣布就变成了同一天。“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改。”可是意见提出后，当时的世贸组织总干事、前新西兰首相穆尔，坚决反对重开谈判，借口技术原因不得调整多哈会议日程安排，甚至指责中方霸权主义，声称新西兰虽小，但不畏中国的大国霸权。大家吵得是昏天黑地。沙祖康对穆尔表示说：“中国从不称霸，你想借中国入世，制造两个‘中国’，这才是霸权主义，你当过首相，应当知道领土完整和入世孰重孰轻。”说完就扬长而去。此言一出，穆尔当时就急了，冲过来一把拉住了正要离去的沙祖康，连说：“好说，好说。”
2007年2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正式任命沙祖康担任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中国副秘书长的任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美国的几家大报纸以醒目标题称，中国的“铁杆共产党员、最不讲外交辞令的高级外交官沙祖康出任联合国高官”。可是，潘基文却对沙祖康说：“联合国正需要你这样仗义执言的风格。”
沙祖康曾经在一次讲演中说，现在国际秩序并不公正，很多事情不公道。作为中国的外交官，作为大国的外交官，至少应该主持正义。
在沙祖康长达四十三年的外交生涯中，曾面对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他从来没有说过“No”，“如果事情不难，还要我沙祖康干什么？”他认为：“外交是一门可能的艺术，只要认真，就没有做不成的事。”
侠 之 心
自古忠孝难两全。沙祖康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可能就是没能在母亲去世前，陪她好好说会话。2012年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后，他更多地回到家乡，希望为这块山清水秀的地方尽一点游子的绵薄之力。
沙祖康母亲在2000年11月去世。去世前，曾打过电话给这个心爱的儿子，可当时正在接待到访的美国和澳大利亚代表团的沙祖康，匆匆和母亲说了几句，就挂了电话。一个礼拜后母亲去世，沙祖康再也不能延续母子俩当时没有说完的话题。
这件事对沙祖康的打击很大。“母亲去世当天，大哥连夜从北京赶回了家。”沙祖康的妹妹沙益英说，“然后，就在母亲遗体安放的那间老屋铺上稻草和草席，一住就是三天。”也许只有这样才能稍微弥补一下作为儿子对母亲的愧疚。“其实大哥早就说过，忠孝不能两全，但在母亲去世那天，我们都看得出他有多么悲痛。”
而对这位“铁面”大哥的公私分明，兄妹之间也确实颇有“微词”。弟弟沙祖健、大妹沙益仙、二妹沙益英、小妹沙益芬，从事的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工作。沙祖康不仅从来没有为他们“打过招呼”，甚至还经常提醒他们，绝不允许利用他的关系去办任何事情。
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能够理解大哥，觉得大哥不容易。事实上，他们也能时时刻刻感受到大哥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长兄如父般的关怀和照顾。沙益英说，自己结婚前所有的衣服都是大哥帮助买的。弟弟妹妹家中有困难时，总是大哥带头给予帮助。
不仅是对自己的弟弟妹妹，对自己唯一的儿子沙磊，沙祖康也是同样近乎无情的严格要求。1993年夏，沙磊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远在国外的沙祖康要求他必须每天骑自行车来回三个多小时上下学，吃饭也必须自己解决。当时,沙益英到北京看望沙磊，发现家里睡的凉席还是破的，大热天连台电扇都没有。实在看不下去，沙益英花了200元给侄子买了一台电风扇。直到1999年，已经是外交部军控司司长的沙祖康，每天仍是骑一辆旧自行车上下班。
对自己“吝啬无比”的沙祖康，在有些地方却总是“大手大脚”。在蒋坫有一个老年活动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清晰地写着：感谢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对蒋坫老年活动室助捐肆万元。在联合国任职期间，恰逢国内汶川大地震、南方冰雪灾害，沙祖康组织国际职员认捐，并带头捐款，缴纳特殊党费。
沙祖康无论在外交部还是联合国，在他属下的眼中绝对是位好上司。“我在联合国五年多，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下属发过火。我只会得罪领导，找领导麻烦。”2012年8月，沙祖康卸任联合国副秘书长时，联合国经社部的同事们举行大型招待会为其送行，会上，大家都很激动，经社部马来西亚籍的助理秘书长竟喊出“沙祖康先生万岁”，吓得在场的沙祖康夫人刘谨凤急忙冲上去予以制止。据说，这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联合国归来后，沙祖康退居外交“第二线”，并致力于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有了更多时间的他，回家乡的次数更加频繁。今年7月到9月，短短3个月，沙祖康已经连续两趟来宜。
面对家乡这几年的飞速发展，尤其是环保产业的不断壮大，他更感自豪，他说：“今天，宜兴的环境保护，还有百姓的幸福感，在全中国都是领先的。怎样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得更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忧患意识。”“宜兴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用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来进行规划，比如城市垃圾处理、公共交通问题，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好了，也要让后代生活得更好。”“现在各地焚烧秸秆问题都比较严重，看了痛心。7月份我带专家到宜兴来调研，就是希望他们能否为宜兴的秸秆处理献计献策。在这方面，宜兴完全可以超前一点，结合自身的环保产业，思考如何形成一个秸秆处理的完整产业链，这绝对是一件功在千秋的事。”
宜兴是一座充满中华文明韵致的城市，沙祖康充满眷恋地说：“陶器叫china，中国也叫China。说明外国人是通过宜兴的陶器而了解中国的。陶器更是宜兴的骄傲，已经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名片。而且宜兴也是全国著名的教授之乡，对中国的教育事业、科技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我为自己作为一个宜兴人感到非常自豪。”
【人物档案】
沙祖康，宜兴徐舍镇蒋坫村人，1947年出生，职业外交官。先后就读于蒋坫小学、杨巷中学。197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英语系，进入外交部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外交部军控司司长、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和大使，是我国一系列重大军控和裁军倡议的设计者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参与者和见证者。2007年2月被任命为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2010-2012年，同时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简称里约+20峰会）秘书长。2012年卸任后，作为外交部二线部领导，兼任中国-巴基斯坦友好协会会长，并担任国际绿色经济协会名誉会长，致力于环保事业。
来源：宜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