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名人:传奇女杰——记著名社会活动家傅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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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学文

据傅学文亲侄傅志方回忆:姑妈傅学文1903年出生于新街陆平,当时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她的父亲傅焕卿是一个俭朴淳厚的老实人,粗识文字,主要务农,可由于过度操劳,不幸早逝。

而傅学文的母亲是当时乡村中一位少见的可敬妇女。她善良慈慧、精明能干,也通情达理,富有正义感。虽然爱子女,但她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经常教导孩子要“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子女们犯了错误,她从不恶狠打骂,总是慈爱地讲道理,以理服人,使子女们真心悔改。母亲的思想与道德品质给傅学文从小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傅学文从小就是一个有主张的人,也颇有点“叛逆”。当时有女子缠足的习俗,很少人敢对此提出非议。每个母亲为了使自己的女儿有一双“三寸金莲”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傅学文亦曾吃过苦头,但她生性顽强,对这种封建习俗坚决反抗,每次给她缠足,她缠了就拉掉。因此,傅学文从小就是一个“大脚姑娘”。

更“叛逆”的事情,发生在她到苏州读书后。

傅学文在宜兴读完小学后,就到苏州的一所女子中学读书。苏州是一座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学校很多,学风很盛。“五四运动”后学生的思想有所解放,多数勇于吸收新事物,乐于参加爱国运动。

傅学文所在的中学伙食很差,食品经常以次充好。一次,厨师竟然用死狗肉冒充猪肉,做成菜给学生吃。学生对此意见很大,决定选派代表向校长反映这一情况。最后,傅学文被大家推选为代表之一。傅学文义不容辞地答应了这事。但大家没料到的是,校长不仅没有处理厨师,反而压制学生。事态因而扩大,学生会决定罢课。

傅学文又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与校长交涉,学校当局顽固不化,认为她带头闹事,就将傅学文开除。校内舆论哗然,同学们都到寝室安慰傅学文。但她很坚强,没有被这种无理的处分吓倒。

她回家后向家里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受到了母亲的支持和抚慰。她母亲说:做得对!并对傅学文说:凡遇到不合理的现象,不能逆来顺受,要和它斗争,这样才能有长进。

之后,在母亲的支持下,傅学文转到上海读高中。

上海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上海这几年的求学与生活,决定了傅学文的一生走向。

到上海后,傅学文遇到的很多事给她刺激很深。当时上海租界林立,租界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亮之时,一群群妓女在街上拉客,她们大多数是农村妇女,无以为生,被迫卖身……这些事,激励着傅学文努力学习,掌握本领改变此种状况。

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傅学文考入大同大学。

“五四”运动后的上海,各种新思潮均在发展、流行。她在课余时间经常阅读各种期刊,她最感兴趣的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新青年》经常介绍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情况。《觉悟》副刊也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团结和聚集在《觉悟》副刊的周围,如陈望道、张闻天、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而《觉悟》副刊的主编,正是傅学文后来的丈夫邵力子。邵力子也经常在《觉悟》副刊撰写文章,介绍马列主义。

她还经常去上海大学听课。这所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建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这是一所被誉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革命学校,经常邀请学者、名流,包括孙中山和廖仲恺等到校演讲。每次演讲,傅学文都到场聆听。

傅志方说:“姑妈在上海求学这一阶段,确定了她一生的道路方向,获得了投身革命的崇高信仰。”

傅学文

赴莫斯科中山大学追求理想

1924年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苏联政府为继续其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决定在莫斯科兴办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旋即开始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选拔学生。傅学文由于受到《觉悟》和《新青年》的熏陶,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很想去苏联学习。当时在上海的她,非常有幸成为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三百多学子之一。

其他学子有:蒋经国、谷正纲、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张闻天等。

1925年10月15日,傅学文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傅学文除了学习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课程外,还要学习军事学和列宁主义。其中列宁主义课程的教员,都是当时有名的共产党理论家。傅学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两年学习,为追求真理奠定了根基,并结识了很多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如邓小平、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屈武、丁玲、冯玉祥、张闻天、王稼祥等。

莫斯科,还是傅学文爱情的福地。据傅志方介绍,姑妈傅学文在家中拉家常时总说到与丈夫邵力子的故事。在他看来,傅学文与邵力子的情缘,颇具有传奇和浪漫色彩。

在上海读书时,傅学文对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十分喜爱,每期必读。此刊成为她的主要精神食粮之一。当时,她便对邵力子十分敬佩。

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邵力子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进驻中山大学负责监理工作,成为中山大学的理事会成员之一。她和邵力子也因此有了接触的机会。因为同怀革命和爱国志向,两人渐渐成为亲密的挚友。

1927年冬,傅学文由于患了肺病,只得匆匆结业返回祖国。那时蒋介石刚刚背叛革命,开始反苏清共。所以傅学文刚刚从苏联回到南京,即遭到公安局扣留。傅学文立即求助早在当年5月回国的邵力子出面帮忙。邵力子得知后,立即找警方当局解释,说傅学文女士系属当年广州国民党考送赴苏联学习的,再加之他本人的资望,故南京警方随即释放了傅学文,使她得以恢复自由。

1931年,傅学文的肺病才完全痊愈。当年的2月1日,两人在南京世界大饭店举行了婚礼,由于右任、陈绍宽作证婚人。

热衷教育和妇幼工作

1933年邵力子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陕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两人考察所见,却旱涝灾害频发,人民生活贫苦,到处是颓败景象。夫妻俩反复研究治理陕西、开发西北的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开发物力与开发人力并重。于是,傅学文决心在人文教育、医疗卫生、妇女解放等方面协助丈夫开展工作。

傅学文了解到,当时陕西省民众中卫生保健知识十分贫乏,妇婴死亡率极高。她立刻意识到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在邵力子的支持下,她筹资创办了西京助产学校,这是陕西省第一所助产士学校。这所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助产士,学生毕业后又被分到各县当教师,并举办培训班,教育旧接生婆改用科学接生办法。很快,科学的接生法就推广开来,大大降低了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

在学校成立一周年时,邵力子为学校校刊题词:“生聚教训,种族斯强,恩勤复翼,西北曙光。”

傅学文也十分关心妇女的教育和就业处境,决心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让更多的妇女有求学就业的机会。据西安培华学院校史记录,西安原有一座“西安第一女子平民职业学校”,是1928年2月21日以吴云芳女士为首的陕西女子职业教育促进会筹备成立的。上世纪30年代,邵力子和傅学文亲自筹款,再次建校于西安市后宰门,并更名为“陕西省私立培华女子初级染织科职业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在邵力子、傅学文的带动下,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至都积极带头捐款。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闻讯参加了捐款活动。校名“培华”取“基础巩固,前途发展”之意。

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停办。1984年,我国著名教育家姜维之先生在恢复原培华女职的基础上,成立民办公助性质的“西安培华女子大学”。第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提议,聘请傅学文女士担任培华第一任名誉董事长。2003年,该校更名为西安培华学院。

傅学文和邵力子在陕西工作的最后一年——1936年,碰上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也被扣押。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傅学文的右手被流弹擦伤。

事后,蒋介石派邵力子去奉化溪口陪张学良读书。回来后,邵力子辞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1937年2月,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其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在傅学文的支持下,邵力子还顶住压力,批准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序幕。同年12月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决定后撤,先撤至武汉,后又撤到重庆。傅学文和邵力子也迁至重庆。

复旦大学部分师生在吴南轩校长带领下,也辗转内迁到重庆。邵力子对复旦大学的内迁很关心,毕竟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的成立,与他密切相关——1905年,他和于右任等原震旦公学学生脱离震旦,拥戴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

傅学文与他各处奔走,得到各方协助,学校很快就在重庆北碚温泉区复课。为解决教职工子女的学习问题,傅学文决定筹办复旦大学附属小学。在各方支持下,附小很快就开学了。

1939年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经过改组后,由孙科担任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任副会长。妇委会由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担任主委,傅学文担任副主委。中苏文化协会的主要活动是开展中苏文化交流,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请知名人士讲国内外形势,宣传抗日,争取自由、民主,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协会还出版《中苏文化》杂志,播放苏联电影,出版苏联反映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著作,激励民众走上革命道路。

1943年,傅学文担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妇女辅导院院长,负责收容救济从沦陷区来的妇女和学生,并组织职业培训、帮助安置就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曾受辅导院帮助的人,还专程到傅学文家中致谢。

在傅学文看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教育是基础教育。所以,她和邵力子,还在南京创办了力学小学。1947年力学小学成立前夕,因为经费不足,傅学文甚至把自己和邵力子结婚时的纪念首饰都变卖了。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学文还在北京创办了育新托儿所、培新幼儿园。

傅学文

编译《丹娘》鼓舞抗战热情

1939年,我国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敌机常来重庆狂轰滥炸,我方无法抵御。当时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中国朝野都认为要继续抗战,必须促进中苏友好。1940年5月,邵力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苏大使。当年6月7日,傅学文随丈夫到达莫斯科,这是她第二次去莫斯科。

他们到莫斯科不久,国际风云突变,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苏联国内顿时硝烟弥漫,莫斯科危在旦夕,外交使团因此迁往古比雪夫。当时,邵力子的工作非常忙,常常深夜才休息。而傅学文,在异国的国土上,看到苏联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联想到国内一部分看不清抗战前途,散布“再战必亡”的悲观论调,再加上1941年1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些情况促使傅学文思考:“我在这里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

苏联军民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英勇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赞誉。使傅学文最感动的是:有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女中学生,名叫卓娅,在莫斯科最危急的日子里,她只身通过战地,切断了德军的电话线,又烧毁兵器,破坏马槽,杀死了十七匹战马。当她用汽油放火燃烧另一个军事目标时,被德军抓住。德军先对她用酷刑,然后让她光着脚,只穿一件单衣、短裤,轮番押着她在雪地上行走。当德军把她绑在绞刑架上时,她高呼“同志们,要勇敢,要奋斗,胜利是我们的”。她壮烈牺牲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发布命令,追赠她以“苏联英雄”的称号,这就是著名的“丹娘”。

傅学文十分敬佩这位苏联英雄,克服重重困难,把有关报道翻译成中文,汇编成册给中国人民阅读。《丹娘》一书在中国出版后,在当时广为流传,成为当时青年喜爱的读物,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反法西斯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上世纪80年代,傅学文在北京遇到一位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的刘娅同志。她说,她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当时她父亲看了《丹娘》一书后,非常感动,便以卓娅名字为女儿取名为刘娅,希望女儿亦能像卓娅那样无私无畏。可见《丹娘》一书在中国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这就是女中豪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传奇女子——傅学文!

传奇女杰

——记著名社会活动家傅学文

荆溪大地,人才辈出。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的傅学文,就是从荆溪大地上走出去的一位女杰。

提起傅学文,很多人习惯性地称她为“和平老人邵力子夫人”。诚然,傅学文的人生轨迹难免与丈夫邵力子相随相伴,但纵观其一生,在妇幼保健以及教育事业上,她亦曾付出自己的卓越努力。她曾经筹资和参与创办了西京助产学校、复旦附小、力学小学、育新托儿所和培新幼儿园等,也曾经在女子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方面出资出力;而她编译介绍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的《丹娘》一书,更是在抗战年代影响了一代中国人……1989年,习仲勋同志为其题词:“热诚为妇幼保健教育事业做出有益贡献,可钦可敬!”(宜兴日报 傅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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