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傅学文亲侄傅志方回忆：姑妈傅学文1903年出生于新街陆平，当时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她的父亲傅焕卿是一个俭朴淳厚的老实人，粗识文字，主要务农，可由于过度操劳，不幸早逝。
而傅学文的母亲是当时乡村中一位少见的可敬妇女。她善良慈慧、精明能干，也通情达理，富有正义感。虽然爱子女，但她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经常教导孩子要“为人正直，处事公正”。子女们犯了错误，她从不恶狠打骂，总是慈爱地讲道理，以理服人，使子女们真心悔改。母亲的思想与道德品质给傅学文从小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傅学文从小就是一个有主张的人，也颇有点“叛逆”。当时有女子缠足的习俗，很少人敢对此提出非议。每个母亲为了使自己的女儿有一双“三寸金莲”不知花了多少心血。傅学文亦曾吃过苦头，但她生性顽强，对这种封建习俗坚决反抗，每次给她缠足，她缠了就拉掉。因此，傅学文从小就是一个“大脚姑娘”。
更“叛逆”的事情，发生在她到苏州读书后。
傅学文在宜兴读完小学后，就到苏州的一所女子中学读书。苏州是一座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学校很多，学风很盛。“五四运动”后学生的思想有所解放，多数勇于吸收新事物，乐于参加爱国运动。
傅学文所在的中学伙食很差，食品经常以次充好。一次，厨师竟然用死狗肉冒充猪肉，做成菜给学生吃。学生对此意见很大，决定选派代表向校长反映这一情况。最后，傅学文被大家推选为代表之一。傅学文义不容辞地答应了这事。但大家没料到的是，校长不仅没有处理厨师，反而压制学生。事态因而扩大，学生会决定罢课。
傅学文又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与校长交涉，学校当局顽固不化，认为她带头闹事，就将傅学文开除。校内舆论哗然，同学们都到寝室安慰傅学文。但她很坚强，没有被这种无理的处分吓倒。
她回家后向家里汇报了事情的经过，受到了母亲的支持和抚慰。她母亲说：做得对！并对傅学文说：凡遇到不合理的现象，不能逆来顺受，要和它斗争，这样才能有长进。
之后，在母亲的支持下，傅学文转到上海读高中。
上海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上海这几年的求学与生活，决定了傅学文的一生走向。
到上海后，傅学文遇到的很多事给她刺激很深。当时上海租界林立，租界的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亮之时，一群群妓女在街上拉客，她们大多数是农村妇女，无以为生，被迫卖身……这些事，激励着傅学文努力学习，掌握本领改变此种状况。
在上海高中毕业后，傅学文考入大同大学。
“五四”运动后的上海，各种新思潮均在发展、流行。她在课余时间经常阅读各种期刊，她最感兴趣的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和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新青年》经常介绍马列主义和俄国革命情况。《觉悟》副刊也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妇女解放。一大批的知识分子和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团结和聚集在《觉悟》副刊的周围，如陈望道、张闻天、鲁迅、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而《觉悟》副刊的主编，正是傅学文后来的丈夫邵力子。邵力子也经常在《觉悟》副刊撰写文章，介绍马列主义。
她还经常去上海大学听课。这所大学是国共合作创建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任校长，邵力子任副校长，共产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教务长。这是一所被誉为“武有黄埔、文有上大”的革命学校，经常邀请学者、名流，包括孙中山和廖仲恺等到校演讲。每次演讲，傅学文都到场聆听。
傅志方说：“姑妈在上海求学这一阶段，确定了她一生的道路方向，获得了投身革命的崇高信仰。”
赴莫斯科中山大学追求理想
1924年春，孙中山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去世后，苏联政府为继续其援助中国革命的政策，决定在莫斯科兴办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
1925年10月，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旋即开始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选拔学生。傅学文由于受到《觉悟》和《新青年》的熏陶，初步接触了马列主义，很想去苏联学习。当时在上海的她，非常有幸成为第一批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三百多学子之一。
其他学子有：蒋经国、谷正纲、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张闻天等。
1925年10月15日，傅学文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傅学文除了学习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基本课程外，还要学习军事学和列宁主义。其中列宁主义课程的教员，都是当时有名的共产党理论家。傅学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两年学习，为追求真理奠定了根基，并结识了很多后来成为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如邓小平、乌兰夫、杨尚昆、伍修权、屈武、丁玲、冯玉祥、张闻天、王稼祥等。
莫斯科，还是傅学文爱情的福地。据傅志方介绍，姑妈傅学文在家中拉家常时总说到与丈夫邵力子的故事。在他看来，傅学文与邵力子的情缘，颇具有传奇和浪漫色彩。
在上海读书时，傅学文对邵力子主编的《觉悟》十分喜爱，每期必读。此刊成为她的主要精神食粮之一。当时，她便对邵力子十分敬佩。
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邵力子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进驻中山大学负责监理工作，成为中山大学的理事会成员之一。她和邵力子也因此有了接触的机会。因为同怀革命和爱国志向，两人渐渐成为亲密的挚友。
1927年冬，傅学文由于患了肺病，只得匆匆结业返回祖国。那时蒋介石刚刚背叛革命，开始反苏清共。所以傅学文刚刚从苏联回到南京，即遭到公安局扣留。傅学文立即求助早在当年5月回国的邵力子出面帮忙。邵力子得知后，立即找警方当局解释，说傅学文女士系属当年广州国民党考送赴苏联学习的，再加之他本人的资望，故南京警方随即释放了傅学文，使她得以恢复自由。
1931年，傅学文的肺病才完全痊愈。当年的2月1日，两人在南京世界大饭店举行了婚礼，由于右任、陈绍宽作证婚人。
热衷教育和妇幼工作
1933年邵力子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陕西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但两人考察所见，却旱涝灾害频发，人民生活贫苦，到处是颓败景象。夫妻俩反复研究治理陕西、开发西北的方案，得出的结论是：开发物力与开发人力并重。于是，傅学文决心在人文教育、医疗卫生、妇女解放等方面协助丈夫开展工作。
傅学文了解到，当时陕西省民众中卫生保健知识十分贫乏，妇婴死亡率极高。她立刻意识到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在邵力子的支持下，她筹资创办了西京助产学校，这是陕西省第一所助产士学校。这所学校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助产士，学生毕业后又被分到各县当教师，并举办培训班，教育旧接生婆改用科学接生办法。很快，科学的接生法就推广开来，大大降低了产妇和新生儿的死亡率。
在学校成立一周年时，邵力子为学校校刊题词：“生聚教训，种族斯强，恩勤复翼，西北曙光。”
傅学文也十分关心妇女的教育和就业处境，决心创办一所女子职业学校，让更多的妇女有求学就业的机会。据西安培华学院校史记录，西安原有一座“西安第一女子平民职业学校”，是1928年2月21日以吴云芳女士为首的陕西女子职业教育促进会筹备成立的。上世纪30年代，邵力子和傅学文亲自筹款，再次建校于西安市后宰门，并更名为“陕西省私立培华女子初级染织科职业学校”。值得一提的是，在邵力子、傅学文的带动下，杨虎城将军的夫人谢葆真、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至都积极带头捐款。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也闻讯参加了捐款活动。校名“培华”取“基础巩固，前途发展”之意。
学校在发展过程中一度停办。1984年，我国著名教育家姜维之先生在恢复原培华女职的基础上，成立民办公助性质的“西安培华女子大学”。第二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提议，聘请傅学文女士担任培华第一任名誉董事长。2003年，该校更名为西安培华学院。
傅学文和邵力子在陕西工作的最后一年——1936年，碰上了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当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邵力子也被扣押。在“西安事变”过程中，傅学文的右手被流弹擦伤。
事后，蒋介石派邵力子去奉化溪口陪张学良读书。回来后，邵力子辞去陕西省政府主席之职。1937年2月，邵力子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其间邵力子作为国民党代表参与国共两党庐山会谈，协商合作抗日。在傅学文的支持下，邵力子还顶住压力，批准中共在南京创办《新华日报》，批准出版《鲁迅全集》，准予《毛泽东自传》在《文摘》上发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序幕。同年12月南京告急，国民政府决定后撤，先撤至武汉，后又撤到重庆。傅学文和邵力子也迁至重庆。
复旦大学部分师生在吴南轩校长带领下，也辗转内迁到重庆。邵力子对复旦大学的内迁很关心，毕竟复旦大学前身复旦公学的成立，与他密切相关——1905年，他和于右任等原震旦公学学生脱离震旦，拥戴马相伯在吴淞创办了复旦公学。
傅学文与他各处奔走，得到各方协助，学校很快就在重庆北碚温泉区复课。为解决教职工子女的学习问题，傅学文决定筹办复旦大学附属小学。在各方支持下，附小很快就开学了。
1939年春，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经过改组后，由孙科担任会长，陈立夫、邵力子任副会长。妇委会由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担任主委，傅学文担任副主委。中苏文化协会的主要活动是开展中苏文化交流，举办各种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请知名人士讲国内外形势，宣传抗日，争取自由、民主，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协会还出版《中苏文化》杂志，播放苏联电影，出版苏联反映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著作，激励民众走上革命道路。
1943年，傅学文担任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妇女辅导院院长，负责收容救济从沦陷区来的妇女和学生，并组织职业培训、帮助安置就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曾受辅导院帮助的人，还专程到傅学文家中致谢。
在傅学文看来，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儿童教育是基础教育。所以，她和邵力子，还在南京创办了力学小学。1947年力学小学成立前夕，因为经费不足，傅学文甚至把自己和邵力子结婚时的纪念首饰都变卖了。
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傅学文还在北京创办了育新托儿所、培新幼儿园。
编译《丹娘》鼓舞抗战热情
1939年，我国抗日战争在正面战场节节失利，敌机常来重庆狂轰滥炸，我方无法抵御。当时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积极支持中国抗战。中国朝野都认为要继续抗战，必须促进中苏友好。1940年5月，邵力子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苏大使。当年6月7日，傅学文随丈夫到达莫斯科，这是她第二次去莫斯科。
他们到莫斯科不久，国际风云突变，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苏联国内顿时硝烟弥漫，莫斯科危在旦夕，外交使团因此迁往古比雪夫。当时，邵力子的工作非常忙，常常深夜才休息。而傅学文，在异国的国土上，看到苏联军民同仇敌忾、奋勇杀敌，联想到国内一部分看不清抗战前途，散布“再战必亡”的悲观论调，再加上1941年1月又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些情况促使傅学文思考：“我在这里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
苏联军民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英勇奋斗、顽强拼搏的精神赢得了全世界赞誉。使傅学文最感动的是：有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女中学生，名叫卓娅，在莫斯科最危急的日子里，她只身通过战地，切断了德军的电话线，又烧毁兵器，破坏马槽，杀死了十七匹战马。当她用汽油放火燃烧另一个军事目标时，被德军抓住。德军先对她用酷刑，然后让她光着脚，只穿一件单衣、短裤，轮番押着她在雪地上行走。当德军把她绑在绞刑架上时，她高呼“同志们，要勇敢，要奋斗，胜利是我们的”。她壮烈牺牲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发布命令，追赠她以“苏联英雄”的称号，这就是著名的“丹娘”。
傅学文十分敬佩这位苏联英雄，克服重重困难，把有关报道翻译成中文，汇编成册给中国人民阅读。《丹娘》一书在中国出版后，在当时广为流传，成为当时青年喜爱的读物，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反法西斯斗争的意志和决心。
上世纪80年代，傅学文在北京遇到一位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的刘娅同志。她说，她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初，当时她父亲看了《丹娘》一书后，非常感动，便以卓娅名字为女儿取名为刘娅，希望女儿亦能像卓娅那样无私无畏。可见《丹娘》一书在中国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这就是女中豪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传奇女子——傅学文！
传奇女杰
——记著名社会活动家傅学文
荆溪大地，人才辈出。我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的傅学文，就是从荆溪大地上走出去的一位女杰。
提起傅学文，很多人习惯性地称她为“和平老人邵力子夫人”。诚然，傅学文的人生轨迹难免与丈夫邵力子相随相伴，但纵观其一生，在妇幼保健以及教育事业上，她亦曾付出自己的卓越努力。她曾经筹资和参与创办了西京助产学校、复旦附小、力学小学、育新托儿所和培新幼儿园等，也曾经在女子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方面出资出力；而她编译介绍苏联卫国战争女英雄卓娅的《丹娘》一书，更是在抗战年代影响了一代中国人……1989年，习仲勋同志为其题词：“热诚为妇幼保健教育事业做出有益贡献，可钦可敬！”（宜兴日报 傅福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