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兴自古因佛教发展兴盛，佛寺林立，高僧辈出，历史上曾有寺院400余座，故有“禅窟”之称。这400余座寺院，在长达千年的历史风雨中，有的经受洗礼，留存了下来，鲜活于当代；有的辉煌于一时，最后沉寂下去，甚至烟消云散。善权寺（善卷寺），这座曾经享誉大江南北、有着千年历史、号称皇家古刹的禅院，就属于后者。
题写善权寺的部分古诗
创建伊始，和梁祝故事结缘
善权寺，坐落在宜兴城西南50里的善权山。在历史上，善权寺曾规模宏伟，闻名遐迩。明代翰林学士陈桱在他撰写的《善权寺重建藏殿记》中这样描述善权寺当年的盛况：“善权寺在国山碑东峰，首义兴诸刹。自萧齐迨今，其间不知更几废兴，然其聚集之盛，楼观之伟，在一邑中无他与竞者。”由此可见，善权寺在宜兴佛教文化中的地位，是其他寺院无可替代的，其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是其他寺院无可比拟的。
据史料记载，善权寺是以祝英台故宅为基础兴建起来的。建寺的具体年代，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南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二年（480），距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唐代梁载言《十道志》中说：“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祝英台读书处，号碧鲜庵。宋代史能之《咸淳毗陵志》最早记述碧鲜庵与善权寺的关系：“碧鲜庵，字在善权寺方丈石上。”又说：“俗传英台本女子，幼与梁山伯共学，后化为蝶。”
可见，善权寺创建伊始，便和流传极广的梁祝故事结缘，具有浓重的人文色彩。与此同时，梁祝的凄美姻缘，也仿佛预示善权寺潮起潮落，注定要走上一条命运多舛的路。我们从前人留下的碑刻、传记、史志和载有大量诗文的典籍中，可以打开尘封的历史，寻访到善权寺兴衰的深深印迹。
重获新生，三李功不可没
进入唐代以后，善权寺即遭厄运，在晚唐武宗会昌年间的“灭佛”运动中遭到毁废，废址为河阴院官钟离简之所得，成为私家财产。钟离便在寺内所居堂前造一“逆修坟”。坟刚修成，忽见一条长达数丈的赤蛇盘踞坟前，钟离惊悸成疾，不久身亡，其子孙竟将其葬在寺前良田之中。自此，寺院成为钟离家族的坟刹。善权寺名存实亡。
让善权寺真正重获新生的，应该是年轻时曾在寺内借榻读书、后中进士做了大官的李公式。
唐懿宗咸通八年（867）六月十五日，时任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大司空的李公式，见“万古灵迹，今成茔域”，心潮难平，寝食不安。他怀此怨愤长达三十余年。但要解决此事，不得不惊动皇上。李公式在人生的晚年，决定冒着极大风险向皇上递呈《请自出俸钱收赎善权寺事》奏状。奏状中痛陈“岂有此灵异古迹兼是名山大川之薮，今为墓田”，提出“请自出俸钱，依元价收赎，访名僧主持教化，同力却造成善权寺”的请求。李公式的“深诚”终于感动了皇上，半个月后，即六月三十日下诏准奏。于是李公式便告老还乡，用俸资收赎并重建善权寺，且题诗于石壁之上。其中“从此便归林薮去，更将余俸买南山”诗句，写的就是此事。
善权寺的兴盛，还与宋代的两个朝廷命官有关，他们是李纲和李曾伯。和李公式一样，他们年轻时也曾在善权寺内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
南宋高宗建炎初，在徽宗政和年间就任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宰相）的李纲回到宜兴，兴修寺宇，先后写下《善权即事十首》组诗记事抒怀。之后，理宗宝祐年间，时任资政殿大学士、光禄大夫的李曾伯奏请将善权寺改为功德院，以减轻租税，并改称“报忠寺”，选请有道高僧住持。（事见《李学士奏状》）又因“僧堂褊陋，寒暑燥湿”，李曾伯经多方筹措，着力改造僧堂，历经4年整修，终告落成。他在《善权禅堂记》中这样描述寺院修葺后的壮观：“万瓦遴遴，宏壮雄伟。”又说：“厥宇鼎盛，山川为之精采；岿然一堂，永为天下英衲云聚海会之所，亦奇矣哉！”
李公式、李纲、李曾伯对善权寺的功德及其对后人的影响，颇受人们爱戴与点赞。据明陈公益《圆通阁记》记载，寺内建有“三生祠（即三生堂）”，以祭祀唐代李公式和宋代李纲、李曾伯三位有功于寺的名贤。与唐伯虎、文徵明、仇英并称为“吴门四大家”的沈周，在游览了善权寺后，写下了《三生堂》一诗。诗中称“一姓转身三宰相，三生完寺一因缘”，肯定他们皆属李氏，都因寺发迹，都对完善善权寺做出过贡献，是有着历史的因果关系的。清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云：“三人皆李姓，人以为公式之轮回。今寺有三生堂，正此义。”
清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
历代多位名贤情系善权寺
当然，有功于寺的名贤不止他们。
时至元顺帝至正七年（1347）三月，因藏殿“敝漏”，祖公禅师主持重修藏经殿。“殿为重檐，凡若干楹，高广加于旧，轮奂之美，与金碧相发挥，虚明焜耀，观者欣仰，得未曾有”，从而使善权寺藏有的五千零四十八卷经书得以完好保存（事见明陈桱《善权寺重建藏殿记》）。明初宣秘大师永密，增建“圆通阁”，“盖以奉普陀大士（即观音菩萨）之像，示有尊也”。
到明宣宗宣德年间，寺内缺少住持，屋舍倾覆颇多。英宗正统元年（1436），钱塘万寿寺僧宗恺前来善权寺担任住持，“岁修月葺，颇见完美”。然而佛殿却因财力匮乏而无法继续修缮下去。此时，适逢工部尚书周忱巡视宜兴，至寺院咨询，得知实情后，“命宗恺亟募缘而兴举之，毋坐视颠仆”。宗恺受命，在地方义绅的捐助下，于正统四年（1430）五月兴工，五年（1431）六月完工。整修后的寺宇“跋翼翬飞”“金壁炫煊”。南京礼部尚书黄宗载为此特撰《重修善权佛殿记》，称颂宗恺“其功有倍于昔矣”。
至宪宗成化年间，寺宇因“岁久浸敝，殿堂门庑，无一完者，而钟楼殆将压焉。”此时，住持对善权寺进行全面整修：“当昼见之，若兜率之宫；若夜见之，若广寒之府，使人飘飘焉，泠泠焉。”（事见明徐有贞《善权寺碑》）
长年来，善权寺一直无“志”记载。方册（一作方策），“济川之法嗣也”，他“乃取金石之存者，合近时名贤篇咏，辑为古今文录于是山之文献始备，而其胜始益显”。（明文徵明《善权古今录序》）时任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宰相）的王鏊与方册关系甚密，特为方册《善权寺古今录》作序，称颂方册“可谓有劳矣”。作为一代名僧，方册在记录、保存、传承善权寺宝贵的文献资料上，作出了特殊贡献。
英台阁
千株古松与火烧善权寺
善权寺开始走向衰落，应在明武宗正德年间。寺院年久失修，又逢灾荒，不堪官府繁重赋税，寺僧出于无奈，欲将寺前千余株古松“鬻以偿”。在此艰难时刻，邑人陈裒挺身而出，毅然“捐百金以留之”。（事见清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
这对善权寺来说，实在是功德无量之举。明代诗人沈周曾写下《赋留善权寺夹道古松》歌咏其事。诗中说道：“善权破寺山木空，夹道且喜余千松。”善权寺虽显破旧，但门前夹道的千株松树依然挺立，成为破寺仅存的财产和风景。但是，“里胥捶门督卖此，一转眼顷看屠龙”，地方官吏的贪婪横行，顷刻间使这片松树面临绝顶之灾。在此紧要关头，陈裒母子挺身而出，演绎了义薄云天、可歌可泣的动人一幕：“陈君告母此何忍，失此壮观寺益穷。老慈喻子合赎取，未在布施祈阴功。树之难大必岁月，财之易往惟云风。君能输银凡九镒，重价非与铢两同。”他们的义举，终于让千余株古松得以保存。“松今复命寿莫算，假寿报母天亦从。”诗人大力赞颂陈裒母子重义轻财、护寺有功的事迹。
历史证明，宗教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始终被封建王朝政权势力所左右。宗教派系的争斗让善权寺走上了不归之路。清代宗教有两大派系：临济宗与曹洞宗。善权寺原为曹洞宗百愚净斯所住持，康熙十年（1671），其弟子寒松智操继承席位。临济宗玉林通琇19岁往磬山从天隐圆修出家，后进入皇宫讲法，深受清世祖顺治皇帝青睐，拜他为师，并特敕封他为“大觉普济能仁国师”，权倾佛界。因天隐圆修是幻有正传弟子，幻有正传亡后葬在善权寺“乐安塔”。康熙十二年（1673），玉林通琇以“保护祖塔”为名，在宜兴地方官吏的支持下，进驻善权寺，赶走原主持寒松智操，而让自己的弟子白松行丰住持，自己回到浙江西天目山禅院寺。
白松行丰依仗玉林通琇的权势，为所欲为，想要夺占寺侧的“陈家祠堂”。陈家祠堂本是陈氏子孙供奉宋代曾为寺捐助200亩“常熟田”的善士陈宗道祖先而设的祭祀之所。白松行丰擅自要撤，陈氏子孙自然不答应，于是双方纠纷顿起，在寺中棍棒相加，大打出手。白松行丰一不做二不休，竟将陈氏祖宗的灵牌投入火中烧毁。这下激怒了陈氏家族，他们冲进寺殿，一边打杀十多个僧侣，一边放火烧寺，里里外外，火光冲天，熊熊大火吞没了整个寺院，白松行丰逃避不及，葬身火海之中。
远在浙江的玉林通琇闻讯，恼羞成怒，致书藩台，让当局围捕陈氏入狱。最后，族长伏诛，其子孙获释，逃过一劫。（事见清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陈氏家族的一把大火，将经过数代人倾心打造的江南名刹烧了个面目全非。
此事发生在康熙十三年（1674），可惜史志对此没有作更进一步的详尽记述。清初阳羡词派领袖陈维崧在晚年重访善权寺，目睹善权寺火焚后遗下的破败景象，悲从中来，写下《倾杯乐·善权寺火（甲寅九月十九日事）》，详细描述这一场惨痛的人间浩劫，成为历史的见证，也成为今天我们了解火烧善权寺真实场景的珍贵资料。
词中这样描写大火过后的一片惨状：“陆浑火，烧残赤县。焚玉石余灰延鹿苑。叹一夜，猿貁悲号，千年龙鬼糜烂。化断井，颓垣一片。剩落落，长松难伴。想月夜古洞里，仙灵浩叹。”（陈维崧《湖海楼词》）陆浑，在今河南嵩县东北，县内有山，名陆浑山。曾发生过一次大火。这场大火，“烧残赤县”，烧得不轻。唐韩愈曾为之写有《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诗，可见其名之大。此处借喻“善权寺火”。
在词人看来，善权寺的大火，相较陆浑山，有过之而无不及。你看，大火从玉石砌筑的大殿开始，一直延烧到殿外养生的鹿苑，整整烧了一夜！直烧得猿猴悲啼、赑屃成灰。庭院里，只见一片断井、颓垣。剩下的，也只是几棵高高的孤立的松树。悲凉凄清的环境，不由使词人联想起在那个恐怖的月夜，即便躲在善卷古洞中的神仙，也要为这座千年江南名刹毁于一旦而仰天长叹、痛心不已吧？
据说，后来《火烧红莲寺》的剧本，就是根据火烧善权寺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的。
而伤痕累累的善权寺，由此一蹶不振。
据清道光《续篆宜荆县志》记载：“善权寺经火爇后，寺侧旧有道人房皆披剃为僧，经理寺内旧基址，稍稍完葺，法徒渐众。乾隆乙卯复绕寺增筑围墙。”又据清光绪《宜兴荆溪县新志》续载：“善权讲寺，在善权洞侧。兵毁。同治六年寺僧复建房屋三楹。”
从这些零星的记述中，我们已经很难窥见善权寺昔日的雄伟壮观和非凡气势。而到民国时期，又因社会动乱，年久失修，抗战期间又旋遭日军焚毁，成为瓦砾之地，善权寺已有名无实。
直至1992年，当地政府在原址对其天王殿、圆通阁等进行了重建。加之华藏门及佛界名人赵朴初题写的“善权寺”牌坊，尚保留至今，它们屹立于善卷后洞广场一角，默默诉说着千年名刹善权寺曾经的辉煌。
圆通阁
结语：
善权寺建于南齐，衰于明末清初，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过辉煌，也历经败落。封建王公贵族的大力尊崇，佛教思想的广泛流行，再加上一批志士仁人的推波助澜，是其兴盛一时的主要原因；而封建王朝的权力争夺，繁重的苛捐杂税，人为的火焚毁坏，连年的兵荒马乱，则是其走向衰败的必然结果。一部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善权寺兴衰史，说到底，也是一部反映历代社会和宗教文化荣枯的演变史。（宜兴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