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宜兴有这样的一种风俗，现在已经再也见不到了，上了年纪大人都经历过，也是一辈子难忘的美好回忆。特别是在分田到户前的生产队里面，流行着这样一种聚会，叫做吃扛柜。这篇文章推荐给大家，回忆一下那个年代的往事。文章来自于太湖西岸文学。
吃扛柜，普通话叫聚餐，洋话叫派对，在我的老家一带叫吃扛柜。我不知道这三个字精确的写法，根据乡音就这么凑合了。我们虽然很喜欢吃扛柜，却不明白这字面的意义。曾经听老人掰扯过，说是翻箱倒柜拿出积蓄凑份子吃酒，就连家里的柜子都扛出来了——那又是怎样的境界呢？值得民俗学者细细挖掘和探究。
在我的记忆中，吃扛柜从来都是生产队集体的事儿。那时候，私底下拼钿吃酒的事并不多见，再说各家各户都在为温饱奔忙，哪里有闲钱和闲心喝酒找乐子。生产队是一级经济实体，种粮之余还搞点副业，比如养猪、养羊、养鱼等等，逢年过节就会杀猪宰羊干塘捉鱼，按人头分配。其时，集体所提供的不仅仅是比平时好得多的物质，更重要的是营造出一种欢乐的节日氛围，满足感是明明白白写在大家伙儿的脸上的。
在分配那些节日物资的时候，往往会遇到一个难题，猪头、大小肠、羊脚爪等下水，很不容易平均分到户头上。不知从何时起，队里就决定将这些下水放在一起煎炒煮炸了，供全队男女老少在大场院上大吃一顿。那个场面不可谓不“壮观”：男劳力全都坐在一字排开的八仙桌上划拳拼酒，女人和小孩则在小方桌旁啃骨头。太阳尚未落山就开始，直到点上汽灯，男人们的依然豪情不减。比人还要忙的，是那些穿梭于桌腿之间搜寻骨头的狗，有时为了一块残骨，它们会互相撕咬，可这，一点都不影响吃扛柜的气氛。
那一年的八月半前后，生产队里的一头老水牛突然就不吃不喝了，队委会决定把它杀了。像这样的大型役畜属于生产资料，买卖或屠宰必须报批。当时有毛宣队驻扎在村上，组长是一位三八式老干部，文化可能较低，级别却比较高，只要他批了，就等同于公社书记的批复。生产队长写了简单的申请书送到毛宣队驻地，组长拔出钢笔写下“同意杀”，并且潇洒签上大名和日期。因为“同意杀”三个批字和签名没有拉开距离，这就成了一个句子，让生产队里那些喜欢搞笑的人着实大笑了一阵子。
队长到邻村请来了剥牛师傅，大场院上也铺了一层稻草。老牛被牵出来时，整个场院已里三层外三层围起了人墙。有人注意到，没精打采的老牛脸上挂着两行泪。饲养员老夏先是躲在人群后面偷偷抹泪，继而按捺不住竟嚎啕大哭起来。老牛在一片唏嘘声中被捆住四脚推翻在地，充血的眼睛一眨不眨瞪看着苍天。剥牛师傅提刀跨上牛脖，仰起头神色凝重地念念有词，大意是祈求老天不要降罪于一个帮助老牛脱离苦难的“善心人”。接下来的场面太残忍了，素笔无从一一记述。在场的“观众”既怀着好奇又难抑不忍，就像鲁迅描写过的“古某亭口”那个杀人场景一样，先一阵骚动，接着齐声一呼全体往外一倒，很快又聚拢；最关键的时刻，大人下意识地用双手蒙上了身边孩子的眼。
只用了三个多小时，在一张摊开的大牛皮上就肉归肉、骨归骨堆成了两座小山，牛头则端端正正摆放在南边，杂碎也像一座小山堆在草垫上。后来读到那篇著名的《庖丁解牛》，立即就想到了家乡的那位剥牛师傅。他的另一个绝活是分牛肉：不论大小，见人头二斤，师傅居然不用秤，一刀下去，不管几口之家，都能拿到准确的分量。接着他又教给社员们洗牛杂碎的方法，队长根据他的建议，安排几个年轻力壮的男劳力，摇着船漂洗牛肚牛肠，同时宣布从明天起连吃两天扛柜，家家不用开火仓。
农活不算太忙，平时烧菜有点名气的几位大娘大嫂，在养猪场的灶头间大火煮小火焖，三口大锅冒了一天的热汽。傍晚时分，全队的人终于在大场院上开吃了。最爱热闹的老夏没有来，队长让人去请，他说头晕只想在家喝口粥。不知为什么，现场也没有以前吃扛柜时那样喧腾，男人们的酒量也明显下降。吃到最后，队长只好宣布，明天的扛柜取消，剩下的菜送一点给老夏，其余的留给巡夜的民兵当夜半餐。
这是我们队里吃扛柜历史上最不开心的一次吧。以后每到吃扛柜，还是有人会提到那次吃老牛的事儿，大家依然唏嘘不已。后来，拖拉机代替了牛，仅有的两头牯牛就早早地进入了流通领域，我们再也没有经受看杀牛的煎熬。
吃扛柜，既成往事。当年的同伴也大多天各一方，难得相聚，偶尔在村民的红白喜宴上相遇了，也少有人再去回忆那段其实很淳朴的乡风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