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波心曲:一代壶圣——顾景舟传(3)

大家以为,顾辅导的上海朋友,可能是烟草公司经理。天知道,陈正安是个老实人,并无神通之术,他三天两头去上海地下“黑市”遛达,那里的烟价,自然贵出许多。为此,陈正安在那里结交了几个朋友,所以他买到的烟,会比一般的黑市烟便宜。一直到后来,顾景舟才知道,当时陈正安为了让他能抽到上海烟,费了多少心血。

背菜谱。据徒弟们回忆,百无聊赖中的顾景舟,能一口气背出几十种风味菜肴的菜谱。“文革”期间,物资供应非常紧张,不但荤腥之类,就连豆腐素食,也要凭票限量供应。老百姓的饭桌上,实在乏善可陈。工余时间,顾景舟和徒弟们在一起,有时就用背菜谱,来满足一下“口福”,同时,也是训练自己的记忆力。徒弟们记得,顾辅导背得最多的一道菜谱是“兰花地衣痴虎鱼”,每次背诵,像背宋词一样,抑扬顿挫,一个字也不拉下。

地衣50克,熟鞭笋300克,痴虎鱼肉250克,火腿20克,新鲜菜苔10克。盐5克,味精2克,豆油适量。

鞭笋尖部,用刀划开成兰花状,码入盘中;痴虎鱼肉加盐腌制少许,皮面朝下,撒火腿末、地衣末、及菜叶末,每片均匀摆放,呈墨绿、金黄、鹅黄三色。码于鞭笋之上,撒盐、味精适量,上笼蒸熟,出笼后滗出汤汁,上锅烧开,勾芡打入明油,淋于菜上即可。此味鲜美细嫩,色泽艳丽而令人开胃。

这道宜兴名菜,顾景舟多次背诵其菜谱,在徒弟们看来,肯定是他喜欢的。其中,食材里的地衣,是宜兴丘陵山区,潮湿地带的一种苔藓,爽滑可口;痴虎鱼,又名土步鱼,肥头硕体,刺少,肉质肥美细腻,平时潜于河底,似呆状;对水质要求甚高。当时,宜兴的每一条河流都是清澈的,不像今天的河道环境,痴虎鱼几乎绝迹。而鞭笋,是宜兴南部竹海的一种“山珍”,说白了,就是状如鞭形的嫩竹根。其味,比毛笋更鲜,且筋道。

有一次,徒弟周桂珍想尽办法,终于买来了这道菜的全部食材,把顾景舟请到家中,说,顾辅导,今天您不用背菜谱了,给您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烧一道“兰花地衣痴壶鱼”给我们大家尝尝。

“理论联系实际”是当时的一句时鲜话,就像我们今天流行的“与时俱进”“接地气”一样。

顾景舟毫无准备。自嘲道:我只能纸上谈兵啊。

在徒弟们心目中,百古精通,样样皆能的顾景舟,像“露怯”这样的字眼,是不可能安放在他身上的。他家的食品橱、椅子,都是自己手艺,连筷子,也可以用竹子削出象牙筷子的质感。但是,难得一进厨房里的顾景舟,好比走入了一个“盲区”,全然没有了做壶时的从容快捷、井然有序,虽然不曾手忙脚乱,但至少显得笨拙无序,失却了平时的淡定,且满头大汗,让人感到一种亲切的滑稽。

现在知道了,唯一可以让顾景舟“笨拙”的地方,是厨房。

结果,最后还是周桂珍“救场”,让顾景舟和大家吃到一道可口的风味菜肴。

平淡的生活,值得记述的事情,能有多少呢?某日,蜀山南街一老宅拆建,泥瓦匠从墙壁的夹层里拆出一把缺了壶盖的老壶,顾景舟闻讯赶到,一看,竟是一件邵大亨的掇子壶。虽然壶盖缺失,但壶身的气度依然,当是大亨早年的一件力作。他不动声色,找到老宅主人,要求把壶借回去“看看”。之后的半年里,他不止一次地想给这把残壶配个壶盖,这等于是与大亨在精神上的一次链接,或曰制壶语境上的一次沟通。但当时政治形势依然紧绷,老壶,属于封建时代的东西,紫砂工艺厂里,就连一只紫砂花瓶,也要镌上“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之类的流行语。况且,即便配好了壶盖,放进窑里烧成,要经过几道“关卡”。做“私货”,是要倒霉的。

于是只得作罢。

可以想像,许多个安静夜晚,面对一把残壶,顾景舟解读着壶上的大亨气度。想那古人伯乐,尤爱奇骏,即便是给他一匹马的尸骨架子,或许他也能解读出它生前的彪悍威猛。对古人传器,顾景舟曾经给出三种等级的评价:精品、神品、逸品。精品多多,神品稀罕;而逸品,旷古难得。大亨壶虽然缺盖,但顾景舟依然可以领略到它逸品级的完美。

一份平常日子里的欣喜,来自茶叶专家张志澄。上世纪70年代,一个星期天,他邀请顾景舟和高海庚两家,去他安在宜兴林场的家里玩。高海庚还从附近驻军部队借来一辆吉普车,两家人浩浩荡荡开进山里。据高英姿回忆,那次远足,让两家人非常开心。尤其顾景舟,茶园,林圃,菜园,溪涧,林子深处的居屋。都让他兴奋开怀。其时,张志澄研制的“阳羡雪芽”绿茶,以及“阳羡金毫”红茶,已然名声鹊起,他住宅旁边的果园里,梨树上,竟然结着硕大的苹果,金黄的柿子非常甘甜。就连山野里清新的空气,也让顾景舟感叹不已。特别是,张志澄还悄悄塞给顾景舟一本紫砂古籍《阳羡名陶续录》,说,这下,你有事情做了。顾景舟一看,如获至宝。早年,他曾经读过明人周高起所著《阳羡茗壶系》,清人吴骞的《阳羡茗陶录》等紫砂典籍。而吴骞的“续录”,则是存世不多的紫砂古籍中,至关重要的一部。漫长的“文革”,让大把的时间属于顾景舟,默读,进而抄诵,又可借机习字。其实,这种细雨润物式的温习,贯穿了顾景舟的一生。

据徐秀棠回忆,他当时曾亲见顾景舟一笔不苟地手抄了这本古籍。时在1973年,顾景舟58岁。所谓识见,要的是学术的支撑。后来,顾对身边的人说,此书的价值,在其所辑录的谈丛、文翰部分,其中记录了陈维崧、李斗、沈铭彝等诸多文人墨客关于宜兴紫砂陶的随笔诗章。这在别的古代文本里,极为鲜见。

文化程度低,或许是历代紫砂艺人的软肋。当时,能读通此类古籍,且融会贯通于自己的制壶理念之中,除了顾景舟,当真不多。张志澄觅得此书,简直是奇功一件。而顾景舟在“文革”的峰谷低处,得以将书置于枕边床头,夜雨秋灯,慰心且启智,也是一种机缘造化。

父亲顾炳荣,于1968年冬天去世。顾景舟极其哀痛。顾老爷子一生嗜茶,临终前,让景舟泡一壶酽茶到榻前,艰难地抿下一口,用平生最后的游丝般的力气,说出一个字:香。

即撒开手,气断息绝。

论抟壶,他只是平庸之列,但他一生最成功的作品,是儿子顾景舟。

3年后,1971年,也是严冬,母亲魏氏去世。顾景舟请假回家尽孝。当时,农村人很少照相,悲痛中的顾景舟,找出两张父母的旧照片,让青年紫砂艺人何道洪去“陶都照相馆”洗印放大。拿回的照相袋上,印着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早年何道洪曾在顾景舟身边学过艺,他回忆说,顾辅导很珍惜这两张照片,父母去世那几年,工余,有时会拿出照片来,久久凝视,默然不语。

1973年,“文革”的势头已然出现颓萎。严冬回暖的迹象,于偏安一隅的顾景舟来说,并非从报端嗅出端倪,而是从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又将紫砂作为国礼开始。顾景舟频频被厂方召去,领受制作国礼作品的任务。那时,对顾景舟这样的技术权威,当局内部,有一个专用术语,叫“控制使用”。东边日出西边雨,顾景舟能感受到某些权贵们,阴阳脸背后的叵测心机。一日,北京友人冯其庸悄然来访,令顾景舟大喜过望。对政治舞台上的“小道消息”,顾景舟并无太大兴趣,但冯其庸说到,《红楼梦》又可以“内部出版”了,且毛泽东要求许世友将此书“起码读5遍”的轶闻,让顾景舟感到,当局在某些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策,或许正在调整。冯其庸还告诉他,“文革”中,他的珍藏本《红楼梦》曾被红卫兵抄走,并作为“罪证”展览。他担心,此书极有可能被毁掉。便悄悄从朋友处借来一部影印的庚辰本《石头记》,用从荣宝斋买的宣纸和10支狼毫笔,完全依照原著行款,脂批则用朱笔。白天挨批斗,晚上即抄书,用时7个月,一笔不苟抄完全书。写完最后一笔的那个凌晨,他百感交集,赋诗一首:

《红楼》抄罢雨丝丝, 正是春归花落时。

千古文章多血泪, 伤心最此断肠辞。

顾景舟听罢,眼睛微微发红。说,其庸啊,我不如你,我不如你!我只抄了一部小小的《阳羡名陶续录》。

当即,把抄写的手稿拿给冯其庸看。

冯其庸看了,也拍案称绝。

惺惺相惜,此为一绝。

顾景舟感慨地说,我要开始做壶了。

在一般人看来,《红楼梦》与顾景舟做壶,实在找不出什么关系。但是,当你知道,一本古典名著的命运,与一个群体的命运,从来是维系在一起的,你就明白了。这个严苛的时代,连一部《红楼梦》也容不得,那么,研究与崇拜《红楼梦》的人,生活还有什么质量?甚至,生存还有什么意义?

而冯其庸手抄《红楼梦》,无疑给顾景舟的精神上带来了莫大的快慰。

“上新桥”和“雪华壶”,便是这段时期的原创作品。

原创作品“上新桥”,扑面而来的感觉,是耳目一新。壶钮,变成了一座“新桥”,无疑它具有江南水乡的品质,但它又不是石拱桥的形状,上面是平的,略带弧度,有玉器感,而非平坦之平。用宜兴人的方言来形容,那就是“玉觉觉的”,为什么要用两个“觉”?那是加强的意思。假设,你能站到桥上,会看到桥的周遭,即壶的身筒,是一圈一圈的水波,灵动的波纹,便是壶面的构成。那是韵律般的动感。壶把的顶端,也是平的,那是与壶钮的呼应。把圈上的飞扣设计成小舟,更是点睛之笔。宁静的小河泛起圈圈涟漪,一叶欸乃扁舟,划向石桥。波纹,桥钮,舟形飞扣,是一种巧妙组合,形成一种气韵生动的审美效果。

水纹,大写意的灵动。一切都在静谧的线条中完成。上新桥,多么素朴、简练的名字。寓意不言自明。你要往彼岸去,就要通过新桥,它在等你;走过新桥,就是彼岸了,希望,一直在那里,朝你张望。

那么,“雪华壶”呢?六方型。做这把壶前,顾景舟问徒弟们,你们知道,雪花是什么形状的?李昌鸿回答,六方形。顾景舟点头赞许,说,观察仔细。(徐风 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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